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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陕甘宁穆斯林家族调研报告
 发布时间: 2009-06-22 17:46:06   作者:许 宪 隆   来源:   浏览次数: [ ]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摘要: 晚清以来陕甘宁穆斯林家族调研报告

国家民委2004年民族调查汇编稿

晚清以来陕甘宁穆斯林家族调研报告

                许 宪 隆 

调研提纲

一、   解读家族的社会功能和学术界定

1,           家族的概念及其特性

2,         家族的群体性结构和社会功能

3,            学术研究中的家族

二、西北穆斯林家族组织的社会土壤

1,家族制度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2,家族组织个案研究的意义

三、甘肃天水吴氏家族百年史

1,           家族世系

2,          显事述略

四、宁夏灵武王氏家族采矿史

1,王氏家族与磁窑堡煤矿的再发现

2,开矿之争

3,对王氏家族采矿的历史思考

五、陕西西安乌氏家族宦海录

1,           乌氏家族简史

2  乌大经事迹考述

六、陕西岐山马氏家族的执教生涯

      1“善后”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迁徙

2,         马汝邻的求学经历

3,        马汝邻在西北的执教活动

七、穆斯林家族问题的综合研究

1,  家国同构促成穆斯林家族与国家命运的一体化

2,穆斯林家族与西北社会的互动与共振

3,        穆斯林家族:文化冲突中的传统与现代

4,家族政治对西北社会转型的综合评估

一、家族的社会功能和学术界定

一个人的一生,大概最不能不熟悉、也不得不熟悉的就是自己的家了。家,就象无数个流水作业的车间,伴随着无数人生、老、病、死的全部流程。家,是人类全部感情的起点和归宿,无论是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哪一种肤色、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对家的感知都如同对自己生命的感知一样珍视。——这是“家庭”的“家”。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显然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家”,而是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又比家庭要更大的社会单位“家族”。这样,我们首先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一个命题,即关于“家族”的概念。

1,家族的概念及其特性

《辞海》中“家族”条是这样界定的:

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在原始群的杂交时期,尚未产生家族。随着母权制氏族公社的形成,乃有母系大家族,即男子居住女方,世系依母系计(群婚时代知母而不知父)。至父权制氏族公社时代,则出现了父系大家族,即女子居住男方,世系依父系计(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父家长对家族成员和经济生活享有很大权力。随着原始公社制度逐渐解体,父系大家族遂分裂为若干个体家庭。我国古代曾长期存留父系大家族制或父家长制。

这段文字大致说清了“家族是什么”和“家族是怎样产生的”这两个问题。

请注意这里我们使用了“大致”这么一个限定词,也就是说,《辞海》虽然是我国当代最权威的一部辞书,但对“家族”的释义仍有含混不清的地方:第一,“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不仅仅是“家族”,还包括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这就混淆了“家庭”和“家族”的概念;第二,辞条中对“母系大家族”和“父系大家族”的解释,怎么看都像是对“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考量标准,而非对相关“家族”的相应条文;第三,“父系大家族制”和“父家长制”也不是可以用“或”字等同的概念,尽管二者都强调男性在家族和家庭中的权威或者支配地位,但前者突出的是家族世系的通常标准,后者凸现的是男性在家庭基本单位内的崇高地位。由于《辞海》的解释存在着这几个方面的尚不明确的弱项,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它进行充分的修正。

笔者认为:

家族是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由若干核心家庭(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或联合家庭(两对以上夫妻及其子女)共同组成的亲属集团。考量家族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尺,也即联络家族的情感纽带,是他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拥有某一位共同的祖先。

家族由一个共同祖先繁衍出来的后人组成的众多家庭构成,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表征: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大多数的家庭历史上深深地植根于土地之中,在相同或相近的土地上同时从事着两种重要的生产活动: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在两种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个体家庭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独立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但在遭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同一祖先的子孙之间的亲属关系便自发地产生亲情效力,天然的血缘联系,使同一家族的人们具有唇亡齿寒的认同心理,他们相互依赖,共同的利益和亲情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传统家庭的聚族而居;为了共同利益的实施还需要建立一定的家族“科层”制度加以保障,进而产生了家族组织。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一姓一村在我国广大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少则十数、数十家,多则上百家。乡里就成了同一血缘亲属居住的聚落。

家族作为一个自然形成的基层社会组织,为了能够更好地处置家族内部的事务,及时地对政府的政策和家族生存的周边环境变化作出回应,几乎都订立有自己的法规、推选有本家族的行政首脑,即族规和族长。族规又称家法、家训、祖训,是家族内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一般都是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法道德予以条文化和具体化,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行为约束力。族长是由全族人推举出来的家族事务和家族公共关系的主持者和监督者,对属于本家族的成员拥有不可违背的教令权和统率权。在封建社会时代,家族内发生的事故的处理程序是,先报知族长,由族长作出决策,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会通报官府。族长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族长的人选通常是辈分最高的嫡长子或有身份的大户家长。

由此看来,家族实际上是社会科层中一级非正式的行政单位,它比乡、村、村民小组、街道或者更早的里、保、甲等基层社会单位具有更大的权威性,组织形式上也更完整、更严密。它能够稳定族内家庭,团结族众,最大限度地谋求和捍卫家族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家庭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依赖的重要群体。家族具有的诸多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作用,大大提升了家族存在的社会价值,进而常常被历史上的执政者所利用,作为整合社会秩序的工具和手段。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程颐就曾说过:“今无宗子,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1]意思是说:当今社会不尊嫡长,所以朝廷内缺少几代为官的良臣。如果提倡设立家族嫡长之法,那么人人都会尊重祖上的基业和家族的名声,百姓做到了光宗耀祖,那么朝廷的权威就自然的树立起来了。

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家族社会,古代文化是家族文化,古代伦理是家族伦理”[2]。这种观点虽说失之偏颇,但却勾画出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家庭、以及以家庭为联合对象的家族,本来就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次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社会中的家族制度,千百年来一直以文化传统的角色,不断地雕琢着中国人的社会属性。

2,家族的群体性结构和社会功能

在古代人类漫长而又缓慢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形成的顺序是先产生氏族、家庭、家族,在此基础上然后才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权、国家。在远古尚无国家和以政权或政府名义颁布的法律之前,各氏族、家庭及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秩序,以便在压力重重的艰难环境中生存下去,必须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人、族人,以防少数肆意妄为的害群之马破坏整个群体的生存条件。”[3]这样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家法族规,尽管这个命题建立在对社会形态研究的学术推理上,尽管早期的家法族规可能极为简单,甚至找不到现存的材料以资佐证,但我们仍然认为,家法的产生先于国法这一推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

众多的家法族规都对家族的管理机构作出明确规定:那些较小的家族设有族一级的组织,没有更细的划分;稍大的家族则分为族、房,或是族、支,族、柱两级管理层次。每房或每支、每柱下辖若干核心家庭或者联合家庭;还有更大的家族分为三个管理层次,即族、支(柱)、房三级,或族、房、分房三级。无论家族规模的大小,家族一级的首领都要统辖合族的事务,是某一家族的核心和代表,他在家族内的权威不可逾越。还有一些超大家族因为人多事繁,仅仅一两个家族首领难以兼顾各种繁杂的事务,于是这些家族长往往配设族副、宗相、宗理、评事等一人或数人,来充当家族首领的助手。因为他们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所以宗相等人的选定,基本上都不依据辈分、年龄,而是根据他们在家族内部已经表现出来的威望、品德和办事能力。在这些助手中,地位最重要的角色一般是“族正”或“宗正”。他们如同家族的司法官,主持仲裁家族中的各种纠纷和事端。因此,古代不少家法族规规定,唯有清正廉明的人才能担任这个职务。

此外,不少家族还设置了若干专职或并非专职的办事人员——为了能及时发现家族某些成员的违规行为,有的家族选择若干“刚正”、“能干”的族人担任“通纠”、“司直”之类的监察人员,专司稽查之职,实际上就是家族警察;还有的家族是在举行祭祀等家族公共活动时,会临时指派“司纠”、“司过”之类的人员,由他们负责活动现场的督责、弹劾及其它未尽事宜;为了防备某些不法的族人不服家法族规的管教,有的家族还要从强壮而又听话的族人中挑选数人充当“族丁”、“祠丁”,专司拘捕之职。更有甚者,“少数家族还请求官府发给号服,使族丁的装束就像官府的衙役,兼有家法和国法执行者的双重角色;那些族众散居各处的家族还会设置通事一至二名,专任奔走之劳”,[4]负责向各地族人通报族内的各种事件和活动,这就使得家族的存在更像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在按照自身的规律我行我素的运行,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主流社会之外的另一个亚社会。

当人类开始注意对自身的研究的时候,于是就诞生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新学科。人类学家们率先发现了家庭组织的普遍性。家庭组织从来就是更广阔的社会集团的简单缩影;而社会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了家庭自身的结构以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其他社会结构,对家庭内部结构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内部构成,因而表现为不同的家庭类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把家庭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家庭成员的结构来划分,有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扩大家庭;按家庭规模划分,有大家庭与小家庭;按婚姻关系划分,可以分为伙婚制家庭、偶婚制家庭、个体婚家庭;按统治权划分,则有母权制家庭、父权制家庭和平权家庭。而所有这些对家庭结构和类型的探讨,直接引发了学者们对处于家庭和民族之间的又一个社会组织——家族组织的浓厚兴趣。

家族一般还具有着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独立的日常生活,家族成员因为具有各自的社会角色,因而不仅需要参与社会活动,还经常性地加入到独立的家族活动中。家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不间断地从事社会物质生产,同时还是社会认可的自然人的正式、合法生产单位——家族组织不仅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培养自然人,还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培育社会人,从而把家族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拓展到整个社会。所以在许多民族的社会中,承认并维系广阔的亲属网始终是一件兼具多重非常意义的通行做法。尽管“在这些社会中,不论是政治体系还是生产体系和思想意识体系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因素在影响由乡村向城市或由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迁徙潮流上,仍然可以具有重要意义。”[5]

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特别重视家族继宗室、睦亲友的功能,家庭方式实行从夫居,观念上强调多子多福、孝慈友悌。兄弟成人成家而不分家,造成三世乃至更多的世代的同堂同居,人丁兴旺往往被视为幸福和睦的理想家庭或者名门望族。官府处于笼络或者其他目的,对于这一类家庭或家族通常会给予的各种形式的表彰;文人墨客对大家族理想化的着意渲染,也是史不绝书。于是,在外国学者的眼中,甚至在中国人普遍的观念中,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中国社会传统崇尚“大家族”的存在模式,至少也是特别推崇由几个世代的兄弟的数对夫妻所组成的联合大家庭。这种简单的推断与中国社会家族组织的实际发展情况并不一致——中国社会更广泛意义上大面积存在的,从一开始到现代始终占据绝对数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五口之家”,不同形式的家族组织也不过是若干个五口之家的集合体而已。

从有限的资料记载看,大家族制度在中国古代并不普遍通行,因为扩大家庭并非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家庭类型。除了少数较大的官宦人家、富贵人家和书香门第,在文学和历史作品中证明着大家族的确实存在,并被视为理想和典型而受到崇尚,但占人口和家庭大多数的寻常百姓,通常以一夫一妻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即社会学分类中的“核心家庭”和三世同堂的主干家庭为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按照血缘形成自己的群体组织——家族。自从秦国实行商鞅变法以后,在社会更广泛的层面上已经逐渐养成了“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的习俗:一对夫妻生育若干个子女后,一般只与已婚的长子生活在一起,其他子女婚后分家独立门户。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有七。庶人父子殊产(分家),八家有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能恤,”可见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分家析产制度都是普遍实行的制度。

3,学术研究中的家族

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分分合合,经历了多次的科层整合和架构重建,家族组织和家族制度久而弥坚,不仅未在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中萎缩,反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形成一个从家庭到宗族不断分化整合的系统,?透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予深刻的影响。”[6]因而,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相关问题,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们共同保持浓厚兴趣的课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回避的国情问题之一。

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给每一种学科中的家族组织和家族制度问题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各学科在家族研究领域中的传统观点和理论解释都面临着重新思考的过程。比如人类学和历史学在研究内容上习惯于把家族历史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察,研究跨文化的家族类型和结构,研究家族演变与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系等等,这都是既往研究普遍采用的视角。按照学界较为通行的观点,先秦的氏族、秦汉的豪族、魏晋隋唐的士族、宋以后的宗族标志着中国家族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谈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家族组织”,时段上主要是指宋代在宗族制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以后的“家族组织”。家庭和家族的主要区别在于:家庭是同居共财的亲属团体或拟制的亲属团体,家族,是分居已财而又认同于某一共同祖先的亲属团体或拟制的亲属团体。他们显然都具有血缘、亲属群体的共同特征,同时它们在组成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又具有无可替代的互补性。

人类学者对于中国家族组织的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1925年,美国学者库珀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把中国的家族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作为生殖单位的“自然家族”;而是作为财产共有单位的“经济家族”;三是作为同一祭祖单位的“宗教家族”;四是作为外婚单位的“传统家族”(或“氏族家族”)[7]。林耀华1936年在《社会学界》第9期发表《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一文,强调:从功能的观点上看来,……家为经济的单位,房为政治、社交的单位,支为宗教祭祀的单位,族房长即祠堂会兼由经济、政治、社交、宗教、教育、军事等等的综合的单位。他认为,家族的结构取决于功能,“功能的方向变迁流动,结构也随着变迁流动,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功能的结构,社会也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巧妙的搭配”。1958年,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中国家族组织的社会经济功能。他认为,家族是以族产为基础的继嗣团体,其内部可以分为族、房、支等组织系统,包括不同阶层和职业的族人。家族组织的基本功能,在于加强族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提高族人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由于贫穷的族人可以得到族内显贵阶层的保护,强化了家族组织的向心力。家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经由自然繁衍而不断“分枝”的过程[8]

以上研究实际上在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家族传统非常厚重的国家。在晚清之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这种自治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家族组织来共同治理,社会学上称之为“长老统治”。在中华民国时期,虽然中央政府试图将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如设立乡政府等,但实际上,家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仍然十分重要。与社会大体系相比较,家族组织是具有最基本的社会职能的亚体系,亦即是一个缩微的社会。在一切社会组织形式中,家族组织最接近社会的结构模式。因为它同样是由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而且内部成员具有不同的分工结构,家族组织不仅生产人类生存需求的生活资料,而且生产作为自然生物的人类自身。家族的生产、生活及其构成可以自成体系,独立运行,但同时又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接受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

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家族,更具体地说,研究晚清以来陕甘宁地区的穆斯林家族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经验性论题,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实证性论题。因为开展这一课题研究,至少可以回应以下理论: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在中国农村,新中国成立以后到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民主历程,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国家的主导政策,是政府行为,那么这会在以家族为主导的广大穆斯林乡村社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会对穆斯林社会原有的家族组织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家族作为穆斯林社会的一种非正式组织,它又会对现阶段的西北地区推行的村民自治政策产生何种回应态度?因此,研究家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可以验证通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正确度,最大限度地纠正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偏差;二是国家政治发展与社会政治传统的关系理论,特别是民主化的路径问题。按照时下较为流行的说法,乡村及穆斯林族群都是一块缺乏民主传统的土壤,穆斯林家族组织及其伊斯兰制度本质上所崇尚的家长制权威,也是与现代民主水火难容的,民主的氛围只能靠外部的强行输入。我们通过研究穆斯林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发现传统性的家族权威与现代性的政治民主之间隐含着较大的亲合力,社会民主的发展经过调适完全可以与传统家族制度相对接,穆斯林家族组织内部确实拥有催发现代民主的文化底蕴,或者说是内生力。甚至更具体地说,这种家族制度的传统实际上还充当着保障穆斯林个体利益、制约某些权力非法侵害的角色,家族组织通过自身的时代性整合有可能演变成开放的民主型组织,也就是说,穆斯林家族制度经过适度的改造后,完全可以是穆斯林社会民主化的桥梁或助动力。因而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关注传统中的现代因子与现代中的传统因子同样重要,鱼目混珠的继承和玉石俱焚的批判具有明显的逻辑性错误。

二、西北穆斯林家族组织的社会土壤

1,家族制度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中国的领土幅员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在考察历史与社会的变化时,常常要根据这一个地区或者一片土地在某一段时间内是属于一个抑或是数个大家族管辖来作出区分。事实上,庄园模式,即隶属于一个唯一的拥有土地权的氏族的村落群,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组织形式“家族村”很早就引起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注意。虽然对这一现象还没有任何人作过整体上的系统研究,但是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村庄,无论是南方或北方,村名就是地名,如“??家地村”或“??家村”之类。情况常常是:这些地方住着的村民都姓一个姓或绝大多数姓一个姓,他们都自视为一个祖宗的子孙后代。从各种可能看来,这些村子的根是来自于一个家族中的小房建立的农业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中国社会的传统作用力使之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封闭型的经济体系。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民7080%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大地主只占10%左右,与基层的宗族、家族等血缘组织相一致,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其生产单位都是家庭。

穆斯林是对信仰伊斯兰教徒的称谓,任何宗教都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综合体,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它包括本身的思想意识(如信仰、观念和神话)、与信仰和意识有联系的宗教实践(行为)、富有感受的心情以及宗教机构清真寺和反映的宗教思想及其信徒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所有宗教的核心是信仰超自然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任何宗教都不存在了。显然,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理,,包括其核心即对真主超自然力的信仰,都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它在很多方面至今仍然是中国穆斯林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古兰经》和《圣训》中表露出的对伊斯兰初创者们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通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大家族的肯定,毫无疑问对中国西北这片与阿拉伯半岛有着诸多相似地方的穆斯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伊斯兰教团体还是西北穆斯林政治、信仰、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的中心。即便在西方工业化社会,虽然宗教已经成为跨文化、跨阶级、跨族群的超级文化现象。但它仍可以被“加工”成为某个族群所独有的象征体系,与其他一些文化因素共同组成该族群的系列特征。族群与宗教存在三个方面的亲和性:第一,起源神话与某个族群有特殊联系,构成对于本族起源地的崇拜与信仰,例如希腊神话中在洪水之后幸存下来的丢卡里翁、皮拉和他们的儿子赫楞以及犹太传说中同样遭洪水劫难的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成为有关宗教族群的远祖。第二,根据埃及、苏美尔、亚述和波斯的历史上的情况,古代的宗教社团通常也就是族群;而后来兴起的一神教,例如伊斯兰教又跨越了族群和政治的界限。在基督教的早期发展阶段上,泛基督运动曾导致了阶级屏障和民族——族群壁垒的崩溃,而各种宗教派别的出现又很快使族群符号和族群纽带复苏。第三,具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为族群神话和族群符号的传播提供了大量人员和渠道,神职人员不仅传播和记录这些传说和信仰,他们还是处于帝王上层和农民群众之间的中间人,也是粮食生产者及其“小传统”之间的联系人和维护者。不同宗教和民族背景的政权之间发生频繁而惨烈的战争,还会升华了当事的族群感情。不论是主体族群还是非主体族群,只要卷入战争,他们的族群意识就会得到空前提高。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族群神话,不少主角直接来自伊斯兰神话中的英雄,阿訇为新生穆斯林所取的经名,永远不会超出《古兰经》、《圣训》中先知姓名的范畴,现实生活中重大事项家族中的人都会和清真寺的教长们先行商量,这些事实实际上早就提示我们,考察西北穆斯林社会的任何问题,都不可能绕开伊斯兰教。

穆斯林族群是陕甘宁地区毋庸置疑的主体族群,正是在晚清以来西北社会的剧烈动荡中,族群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西北历史地理研习数十年的慕寿祺先生说:“甘肃回族以河州为总汇之区,宁夏之纳家户、青海之哆吧巴燕戎为回族根据地,要皆信奉天经。天经者,穆罕默德所著之可兰经也。清乾隆三十年以前无所谓新教也,久之,马明心创立新教,与旧教立于对待地位,近又分为新新教、崭崭新教。在前清时代,回族有时为人利用,以争教为起事之端。就现在而论,争教实为进化之机会,盖前此回族子弟读书者少,殆为阿訇所束缚。以教规束缚之民族,施以文明教育,无惑乎裹足不前也。今则派别愈多,科学思想亦愈与之俱进,宗教束缚不难渐次解放。企于爱国爱群之公德,而教育普及性质改良,枢府诸公宜奖励回族之新新教,使自由进化,无复纠纷。倘一味笃信宗教,则佛教之削弱、蒙番殷鉴正不远也。”[9]

这片黄土地当然并不平静,晚清时代先是遍及西北五省的穆斯林大起义(传统上习惯称之为“回民起义”,实际上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大事变的并非只有回族,以西北作为主要居住地的中国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几乎无一例外的深陷其中),然后是西北回族军阀集团的崛起,以及在崛起过程中与其他地方军阀包括国民军乃至中央军的政治、军事交锋,在这些事变过程中,在交锋的另一方那里,穆斯林是被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慕寿祺先生因而又感慨道“我国以五族共和称,宜同一体,无分畛域,而甘肃汉族与回族之情感未能融合,……我国以信仰自由称,任何宗教并行不悖,而甘肃回教与非回教若相对峙,回教徒故不尽回族也,信仰之殊异己著,门户之成见难免。……甘肃地面贫瘠,民生艰困,夙昔已然矣。乃频年天灾不绝,赤地千里,非所谓农村破产耶,其尤惨者,几乎无农无村壮弱老幼流离失所”。[10]在外界巨大的压力下,同一族群的共同命运迫使穆斯林们牢固地站在同一条阵线内。

2,家族组织个案研究的意义

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两省,从穆斯林族群形成与人口分布来看,在历史上都居于重要地位。就形成时间说,是比较早的;就人口数量说,是最多的。据晚清人余树畴的说法,在陕西人口中穆斯林(主要是回族)约占十分之三,在甘肃人口中回族约占十分之七[11](包括其他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就陕西说,西安地区的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也多而集中。这里说的西安地区,既指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县,也包括咸阳的渭河以北的渭城地区,这大致是唐代以来的长安的范围。关中是我国自古以来西北通往东南,、东北通往西南的交通要道;古都长安既位居此一重要交通道的十字路口,又是沟通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唐宋以来,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的商人、外交人员、宗教家,在这条路上不断来往,且有不少的人,先后定居下来,他们是后来形成回族的先民。因此,这一地区在回族形成过程中,就成为重要地区之一。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个案法,个案法是从总体中选取一个或几个调查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即以一个或数个家族为研究单位,收集与它相关的资料,深入、细致地描述这个具体单位的全貌和具体的社会过程。由于个案注重生活史的分析,因而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一直被广泛应用。通过对个别家族的研究来了解整类家族组织的情况。在个案研究中,可以通过观察、访问和文献研究等方法来搜集资料。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个案的详细描述和分析,进行个案间的比较,并从中发现重要的变项,提供有用的范本,以帮助形成合乎事实的假设。

在对家族进行个案研究过程中,笔者查阅了较多的穆斯林家谱。阅读家谱是了解单个人社会和地理流动的最好方法,但家谱的内容并不十分可靠,往往需要对照文献资料反复核实。因为家族个体成员参与的社会流动,与其说是家系内部的升迁造成的,毋宁说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所以参与观察也是本课题研究使用较多的方法。很多时候,笔者置身于选取个案家族的环境和活动中,角色上使自己成为被研究家族中的一员,努力进行深入的探索并获得深层的资料。这个方法当然是效仿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他曾在澳大利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对土著居民进行历时2年的研究,了解当地包括家族在内的各种制度。而摩尔根几乎用了毕生的时间研究易洛魁人的生活。他在这些人中间生活了40年,并且被一个易洛魁人部落收养入族。经过多年的亲自调查考证,获得了研究人类家庭、家族史方面的宝贵材料。笔者虽然在从事本课题研究期间只用了两个暑假作专门的田野调查,但对选取的个案家族的熟悉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而对文中使用资料和记录的真实性充满自信。

三、甘肃天水吴氏家族百年发展史

2003年夏天,作者在甘肃民研所马亚平女士的陪同下,拜访了离休在家的吴文泰先生。文泰先生生于1936年,1960年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赴英国留学深造,1982年回国后任教北方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副教授。1987年调任中国驻美国洛杉矶领事馆领事,后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现任甘肃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本文吴氏家族历史部分资料即来源于文泰先生谈话录音整理资料和文泰先生所赠《天水吴氏家族简史》。

1、家族世系

天水吴氏祖籍江苏吴县,明末清初之际,为避战乱迁居天水,至今已历7世,300余年,丁口180余人,半数已散居北京、南京、兰州、西宁、银川、汉中、玉门、临夏、平罗等地,为天水回族中的大家旺族。吴氏家族事迹较为详备的始自四世祖吴兴,吴兴,字起庵,(生卒年月失传),青年时曾学习皮毛工艺,闲暇偏好阅读医书,留意收集民间秘方、验方,渐通医理,街巷贫穷工友及农村苦难人家患有时疾者常常登门求治,吴兴体性温仁,对求医者或备承顾问,或开具处方,从不取酬,甚或对一些贫困者,还代付药费,被邻里街坊誉为“吴老好”、“吴善人”。吴兴有2个儿子:吴必发和吴必昌。

吴必发字伯祥,生于清咸丰戊午八年(1858年),卒于宣统辛亥三年(1911年),系清光绪二十三(1898年)年丁酉科举人,曾任甘州府儒学训导,后被诠补知县,因病未能赴任。《天水吴氏家族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记载他“学为儒宗,行为士表”。吴必发原配甘肃礼县盐官乡苏氏,生子吴鸿绪。苏氏去世后,续娶澄源黄氏,生子吴鸿年、吴鸿仪、吴鸿宾、女儿吴惠惠。

吴必昌字寿山,生于清咸丰庚申十年(1860),卒于1926年,系清国子监监生。幼时习文,及长弃文就商,家道渐臻殷实,创办“兴顺吴皮货庄”,居宅名“裕德堂”。《简史》中对他的记载是:“有壁立千仞奋翮飞扬之概,为邑中翘楚”,吴氏家族后人认为,百年以来吴家“门无越轨之男,室无勃奚之妇,堂上不乏菽水之欢,釜中无然箕之讥者”,主要应该归功于吴必昌的言传身教,1921年吴必昌六十寿庆,当日远近缙绅及四乡人士雕镌“寿徵大德”、“福荫弥长”金字匾额以为祝贺褒扬,北洋政府军、政要员多人亦联衔庆贺,连当时的大总统徐永昌、北京法政大学校长章镛也不例外。吴必昌原娶临夏东乡高家湾马氏。生女吴和和,子吴鸿柱。马氏殁后,续娶澄源赵氏。生子吴鸿健、吴鸿业、吴鸿权、吴鸿恩。

到了鸿字辈,吴氏家族人丁逐渐繁盛,分述如下。

1)吴必发支系:

长子吴鸿绪字理堂,生于清光绪已亥元年(1875年),卒于1935年,自幼经营皮毛业,足迹遍西北,其父评价他“才非斗绡,器是栋梁”。民元以来,组织陇南各县皮毛产品远销上海,打入苏沪市场,又以直毛野牲产品直销洋行外商,为陇南皮毛业打开一条新的销路,深受陇南各县绅商敬重。原配亲睦里马氏,生子为吴开泰,女吴福英。马氏去世后,续娶澄源马氏,生子吴常泰。

次子吴鸿年字瑞丰,生于清光绪庚寅十六年(1890年),卒于1947年。幼随父经营皮毛生意。1920年起承包天水县皮毛税收。后去西宁、兰州开设绸缎店铺,歇业后在天水改营“鸿泰生”水烟庄。曾应县府要求出面筹练民团捍卫梓里。1930年河州回民马廷贤因民族矛盾,率部万余人攻占天水,他与天水乡绅、出身前清翰林的诗人哈锐,前清秦州道盐榷主事贾宇清等,出面斡旋得以化险为夷。此后署理西固、西和县务。卸职以后,任陇南回教教育公会会长。晚年乡居高家湾,虔诚教门,不再问政。娶同邑后寨马氏,生子吴和泰、吴恒泰、吴岳泰,女吴美英、吴西英。

三子吴鸿仪字季威,生于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年),卒于1957年。1947年参加民盟,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天水区分部组织部长、天水地区民委委员。娶澄源赵氏,生子吴启泰,赵氏去世后,续娶大后街杨氏,生子吴启超、吴启彦,女吴祥英、吴孝英、吴哈英。

四子吴鸿宾原名吴鸿顺,字彤斋,生于清光绪壬寅二十八年(1902年),卒于1988年。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肄习法政。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北大校园内宣传各种政治思想的学术团体很多,吴鸿宾在此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7月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彭真、张友渔、韩幽桐等同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时与同乡、中共党员葛霁云相友善,甘籍旅京士子把他们连称“葛、吴”。吴鸿宾娶同邑东泉镇人马氏为妻,生子吴文泰、吴宏泰、女吴国英、吴仲英。

女,吴惠惠,嫁于同邑皮毛商人马宗。

2)吴必昌支系:

长子吴鸿柱字国庵,生于清光绪已丑十五年(1889年),卒于1929年。《简史》记载:“精会计、善理财、总理家政十年,上下相亲,有无不争,家务整肃,风范严然。”家族创业中,曾十到上海,又往返于武威、天津之间,并随运货驼队走沙碛,过河套,深谙经商要略,可惜早殁于壮年。妻马氏,生女吴海英、子吴永泰、吴应泰。

次子吴鸿健字天一,生于清光绪丁亥二十六年(1899年),卒于1964年。幼时在亲睦巷私塾学习,民元以后,在清真学校接受新学教育。1921年,吴鸿健随父赴上海了解苏、沪市场情况,又赴吴兴、吴县一代寻找祖根。两度出任本地清真小学校长,对维护民族教育事业多有建树。抗日期间,日寇飞机对天水滥施轰炸,他迁居南山乡陬,自耕而食。1947年参加民盟组织。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与各项民主改革,先后被选任天水县各界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县政协委员、副主席、省民委委员等职。娶后寨杨氏,生子吴祥泰、吴瑞泰、吴保泰、吴佑泰、吴裕泰、吴世泰、吴定泰、吴振泰、吴新泰。

三子吴鸿业字茂叔,生于清光绪癸卯二十九年(1903年),卒于1979年。1924年到上海求学,在大同大学攻读数学,“五卅”惨案发生时,曾连日参加群众抗议示威游行,被推举为赴京请愿代表。1927年与王承舜、王新令、张澈邓组建国民党天水县党部(左派),清党中受到通缉,乃潜赴武威,任教省立四中。1930年受聘甘肃学院,任附中部主任、学院总务长,在甘肃学院(后改为国力兰州大学)任教达20年。1935年赴上海进修,参加宋庆龄先生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利用在甘肃教育界、民族宗教界享有的威望和影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党、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西北解放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省监察委员会委员。1953年调任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秘书长,中、巴友协理事,主编中国回协《前进》刊物。同年参加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曾作为人民友好使者两度赴印尼访问。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调赴银川,先在宁夏大学任教,后又调任宁夏政治学校副校长、民盟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后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常委、副主席。原配杨氏,生子吴生泰、吴国泰,女吴宝英、吴春英。杨氏去世后续娶兰州孝友街(今酒泉路)马氏,生子吴安泰、吴育泰,女吴蓉英。

四子吴鸿权字企平,生于清宣统已酉元年(1909年),1960年卒于酒泉。早年毕业于甘肃省立第三中学,192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晋绥军商震部任见习官、排长、连长。抗日军兴,部队转战河北、河南、湖南,在第二次保卫长沙战役中,奉命坚守南城楼身负重伤,伤愈后在胡宗南部任辎重营长,后在一一九军王治岐部任中校参谋,在策动王部武都起义中曾有过一定贡献。原配秦安马氏,续娶河北徐水马氏,无子女。

五子吴鸿恩字惠民,生于1919年,早年师从榆中名中医金少涵先生学习《伤寒金匮》,擅长内科、妇儿科;后师从兰州卢翰臣先生,肄习诸病杂症。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生,行医50年,深受患者及其家属敬重。妻东乡高家湾马玉珍,生子吴继泰、吴顺泰,女吴翠英、吴秀英、吴淑英。

女吴和和,生于清光绪丁亥十三年(1887年),卒于1941年,嫁于同邑高家湾马秉乾。

3)泰字辈后人

1930年,吴氏家族因人丁增长而分家析居,鸿字辈兄弟9人(按年龄分为九房)共生子女42人,男以泰字命名,女以英命名。分房头简述如下:

大房头:

长子吴开泰,生于清光绪壬寅二十八年(1902年)。毕业于甘肃省立第三中学。善书画,通音律。1929年冬在青海玉树宣抚叛乱时中流弹身亡,年仅27岁。娶同邑西乡卧驼庄马翠儿,生女吴兰芳,马氏改嫁,后吴兰芳嫁于卧驼庄马德成。

次子吴常泰。生于1927年,中共党员。解放前在天水中学读书,后考入空军幼年学校,因拒绝迁校台湾,19495月潜离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北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天水地区民委、地区五金公司工作。擅长短跑,百公尺、二百公尺跑曾创甘肃省最好成绩。原配杨贵英,生女吴兰蓉、吴兰琴、吴兰平。杨氏卒后续娶陕西汉中马雪影,生子吴小刚,女吴莉莉。马氏离异,携子改嫁。再娶张凤英,小学教师,生子吴小峰。

女吴福英。生于清宣统三年(1910年),卒于1988年,嫁于后寨杨钰。

二房头:

长子吴永泰。生于1915年,爱国宗教人士。早年在天水、张家川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属伊斯兰教哲海忍耶门宦,先后在张家川、兰州、成县、天水清真寺开学,任掌教阿訇,对伊斯兰教有深刻造诣,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1985年赴麦加朝觐。现任天水市伊协主任,省伊协常委、全国伊协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妻马云英,生子吴维公、吴维兴、吴维敏、吴维忠、吴维真、吴维权。

次子吴应泰。生于1917年,从事店员工作,忠诚老实,1956年病逝,妻马云香无生育,吴永泰以其第三子吴维敏过继。

女海英。生于清宣统辛亥三年(1911年),卒于1953年,嫁于后寨杨琪。

三房头:

长子吴和泰字霭卿。生于1912年,卒于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任天水县利桥、皂角镇镇长。妻马更娃,生子吴印任、吴续任。

次子恒泰字南如。生于1917年,省立第三中学毕业。抗战初期考入兰州警官学校,毕业后长期在军界服务,部队驻平凉、固原时,曾多次掩护中共地下组织和过往延安的地下工作人员,后一直在兰州新华书店工作。退休后潜心教门,研究教义,热心公共事务,为恢复和修建畅家巷清真寺有所建树。妻赵秫秫,生子吴季乐、吴季康、吴学信、吴季世,长女吴珠圆,嫁于兰州彭绍麟,次女吴冬媛,嫁于兰州马世权。

三子岳泰字汝乔。中共党员,生于1920年。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于省立天水中学。后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学习,毕业后任平凉师范学校校长、甘肃省教育厅民族教育科科长、临夏师范学校校长、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委员。1990年离休。妻秦安马氏,生二女,长女吴淑琴,嫁于平罗县法院曹玉柱;次女吴淑惠,嫁于济南买士杰。马氏去世后再娶平凉吴国兰,生子吴育,女吴萍萍,嫁于甘肃省画报社记者肖健。

长女吴美英,生于1915,嫁于张川县恭门镇崔子万。

次女吴西英,生于1929年,嫁于后寨杨智宽。

四房头:

长子吴启泰。生于1914年,卒于1988年。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妻穆贵女,生子吴茂松,长女吴芝兰,嫁于徐州马言华,次女吴瑞兰,三女吴玉兰,四女吴美兰。

次子吴启超。生于1940年,天水铁路技校毕业,现在兰州灯泡厂任技工,妻马银花,兰州市人,工人。

三子吴启明。生于1944年,农建师技工,妻穆凤英,工人。

四子吴启彦。生于1948年,兰州毛纺厂技工,妻马木兰,兰州市人,工人。

长女吴香英。生于1926年。

次女吴孝英。生于1932年。

三女吴哈英。生于1936年。

五房头:

长子吴祥泰,曾用名剑夫,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生于1921年),卒于1993年。1947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师院。曾任兰州志果中学,省立张掖师范高师部、张掖中学高中部国文专任教员。1948年去延安大学学习,先后任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边区学联常委、秘书长、少数民族学运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学联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曾在西安、兰州军管会工作。194910月任一野随军工作团副团长。新疆哈萨克部落叛乱时,他奉彭德怀、王震之命赴镇西宣抚乌斯满、加里木汗、达理立汗,对稳定当时北疆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1950年后,出任西北青联副秘书长,任职期间曾作为西北青年代表,参加赴朝慰问团。之后调任西北体委科长、西安市体委委员、陕西省体委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后调任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五人领导小组成员,陕西省民委副主任,西安市碑林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宁夏伊斯兰教学会顾问。1989年创办西安穆斯林文化进修大学,任校长。他还于194510月参加民盟组织,是民盟甘肃早期成员之一。曾任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甘肃省兼兰州市的负责人,19494月当选为民盟西北总支部临工会委员兼组委会副主任、民盟甘肃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西北总支部委员,陕西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原配马彩云,生4子:长子吴维新,次子吴维诚,三子吴维安,四子吴维物;续娶河南孟县丁彦,生子吴虞、吴密。吴虞任西北政法学院讲师,英国留学,获布热斯托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应沙特王国政府朝觐部邀请,赴麦加朝觐,受到沙特国王两次接见

次子吴瑞泰。生于1924年,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兼营皮毛生意。妻杨凤英,生子吴维武、吴维恒、女吴美玲。

三子吴保泰。生于1928年,卒于1990年,天水学巷小学毕业,中共党员。民国年间在兰州学习制醋技术,回天水后自产自销,后参加革命,任职东关街道办事处多年。妻马存香,生42女,长女吴兰玲,嫁于山东济宁县沙庆军;次女吴小玲,嫁于安徽萧县程向东;长子吴唯义、次子吴维屏、三子吴维理、四子吴维杰。

四子吴佑泰,现用名剑飞。中共党员,生于1930年,19499月考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一期,195010月由西北民委保送入西北民族学院学习政治专业,在校期间曾担任院学生会主席、甘肃省学联第一届执行委员。毕业留校后,任教务处教务科科员兼军政干部训练班组织干事。1952年秋调兰州市工作,先后担任城关区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同时主持兼管统战部、农村工作部工作。19623月调任兰州市民委副主任、兰州市人民代表。“文革”后期下放张川县,曾任县第一中学校长、县党代会代表,县体委副主任,县五七红专学校党委书记。1978年调回西北民族学院工作,先后担任院务部副部长、党支部书记、机关总支委员、院纪委委员、院工会专职副主席、院党委统战部部长、副院级调研员等职。妻赵氏,生子吴江华。离异后续娶湖北浠水张佩兰。

五子吴裕泰,先用名剑英。生于1932年,高小毕业。现在天水市合作系统工作,原配马淑琴,生子吴湘湘,马氏离异后续娶西宁马兰英。

六子吴世泰,先用名剑涛。生于1938年,西北民族学院政教系政治教育专业毕业,中共党员。现为西北民族学院马列教研室副教授。妻马先娥,生21子:长女吴骊珠,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保送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并以全优成绩提前一年转为博士研究生,次女吴灵珠,子吴千红,1993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动力工程系,受聘于首都钢铁集团公司。

七子吴定泰,曾用名剑晨。生于1940年,卒于1985年。高中文化程度,复转军人。妻聂宣,家庭妇女。生3子,长子吴奎,次子吴奇,三子吴德。

八子吴振泰,曾用名剑晖。生于1942年,1990年病故。生前任教兰州第十九中学,同时兼任校办工厂厂长。妻榆中人马秀兰,生21女:长子吴维斌,次子吴维勇,女吴萍。

九子吴新泰,现用名剑钦。生于1946年,铁道部天水火车司机学校毕业,电缆厂技工。妻雷爱花,生21子:长女吴咏梅,次女吴小梅,子吴维广。

六房头:

长子吴文泰。文中已有介绍,从略。妻彭恩,医务工作者,生子吴荣柯,女燕妮。

次子吴宏泰。生于1952年,甘肃电大毕业,中共党员,现任甘肃省中国旅行社总经理、甘肃省青联委员、甘肃省海外联谊会理事、甘肃省旅游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妻满丽,生2女:长女吴田田,次女吴斐斐。

长女吴国英。生于1941年,高中毕业,中共党员,任甘肃省农垦总公司党委副书记。

次女吴仲英。生于1948年,毕业于甘肃省委党校,中共党员,现任兰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七房头:

长子吴生泰。生于1931年,幼年学习阿文,以后经营家庭醋业,合营后调兰州清真食品厂工作,后在省汽车制造厂任技工。妻马玉兰,生31女:长子吴维熙、次子吴维红、三子吴维恒,女吴琦,嫁于河北蓟县刘建军。

次子吴国泰。生于1936年,河北师范学院毕业,中共党员。曾在河北定县回民中学任教多年,后任北京市第145中学校长,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光荣称号。现任北京市教育局旅行社社长。妻河北定县人甘惠云,生女吴霞、吴虹、吴郁。

三子吴安泰。生于194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任甘肃省广播电台电视厅工程师。妻哈爱琴,生子吴华,女君。

四子吴育泰。生于1954年,中学毕业,现任甘肃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企业公司总经理。妻张玉芳,生子吴鹏,女吴芸。

长女吴宝英。生于1933年,中学文化程度。原市煤建公司干部,嫁于兰州马建正。

次女吴重英。生于1938年,毕业于北京回民学院高中部。现任北京前门天马商店经理,嫁于北京沙兆斌。

三女吴蓉英。生于1952年,宁夏计生委干部,嫁于宁夏中宁丁国民。

八房头:

女吴庆英。早逝。

九房头:

长子吴继泰。中共党员,生于1947年,兰州财校毕业。现任兰州市公交公司党委组织部长。妻柴艳霞,生子吴强。

次子吴顺泰。生于1949年,初中毕业,国家职工。妻张玉兰,生子吴俊,女吴静。

长女吴翠英。生于1941年,嫁于兰州马敬哲。

次女吴秀英。生于1945年,嫁于天水赵志远。

三女吴淑英。生于1955年,嫁于河南孟县白静贵。

泰字辈下儿孙已历两代,遍及西北五省区及北京、南京等地。儿辈72人,其中17人上学读书,其余均已参加工作;孙辈35人,6人已工作,其余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吴氏家族三代人口已过百人,可谓“枝繁叶茂,人丁蔚起”。

2,显事述略

家族的显赫和发达,离不开家族成员的卓而不群。天水吴氏家族自吴必发和吴必昌奠定根基,到“鸿”、“文”字辈人才辈出,以吴鸿宾最为著名,在西北具有较大影响。

吴鸿宾原名吴鸿顺,字彤斋,少小时即怀有救国大志。1922年到北京求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肄习法政。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北大校园内组建了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唯心史观学说、唯物史观学说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学说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均得到广泛传播,吴鸿宾即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彭真、张友渔、韩幽桐等同志同学共事,共信共勉,同时与同乡、中共党员葛霁云相友善,甘籍旅京士子咸称“葛、吴”。

由于受到先进理论和爱国思想的熏陶,吴鸿宾参加了19253月北京各大学爱国师生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的示威游行,并被推选为“北京学联”代表,在赴执政府请愿时被卫兵击伤,是“三一八惨案”流血受害者之一。1928年担任北大法学院党支部书记,参加北京党组织各种重要活动;同时主编北大法学院《新政治月刊》,刊发评述各类国是主张。1929年春受组织派遣,赴延安中学任教。时值西北灾荒饥馑,赤地千里,饿蜉满道,他每月收入除自己生活费用外,其余都用来接济革命同志。1930年夏返里北京,任中共北京西区区委书记。旋调赴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蒋、冯、阎军阀混战,党组织派他去邓宝珊部作军队工作,后随邓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32年冬,陕西省委派吴鸿宾赴兰州组建中共甘宁青特委,并任书记。正当这个时候,中共陕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给陕、甘两省地下党组织以严重威胁。当敌人扑向甘宁青特委时,他及时通知同志隐蔽疏散,自己化装成皮袋水手连夜离开兰州,由黄河水道去宁夏, 1934年冬被迫离开银川,潜往汉中,与张德生、孙作宾、汪锋等同志在陕南开展游击活动,培训地方武装干部,并积极配合川北红四方面军工作。

西安事变后,当时西安连日举行游行示威,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政治主张,吴鸿宾以“回民领袖”身份率领广大穆斯林同胞示威游行,在西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通过青海省主席马麟朝觐归来的时机,促成周副主席与马麟的会见,会见中马同意中共派人去青海就失散在青海、河西的红军西路军情况进行了解。旋奉周命即去西宁会见马步芳。当时马步芳一身独揽国民党青海省党政军民大权,与马步芳谈判,无异与虎谋皮。关于营救西路军的详细过程,吴鸿宾自己回忆道[12]

……周恩来同志微笑着看着我,亲切地询问:“你在这里呆的时间很长了吗?在本地你认识回民中的一些朋友吗?”从他的话里,我已会意到周恩来同志所问的是指一些有影响的回民中的上层人士。我回答:“有一些,但都不是名气太大,也不是太大的人物。”周恩来听了以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想一想看,也不一定非是大人物不可。”周恩来同志又对我说:“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件事,是党很关切的一件事,你可能已听说了吧?秋天,我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出境很不好,很危急,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想想看,看有没有能和那边谈上话的人?这件事情你和张文彬同志商量一下,在回民中找个关系可靠的人,能向那边传达我们的意思。对被围困的红军只要不伤害,对那边条件可以答应,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住这几百人的性命”。在说这一席话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的目光一直看着我。我急忙回答说:“请周先生放心,我一定尽力找这方面的人。”

我终于想到一位相识,此人就是马德涵先生。他六十多岁,当过小学教员,曾在西安回教促进会工作过。他的住处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远。由于我们都是回民,又知道他为人正派,政治上是可以信赖的人。这时,他已赋闲在家,由于生活困难,以卖画为生。他与马家有些渊源,与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麟也有结识,偶有往来,与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我连夜走访了马德涵先生。开始,我还不敢把事情和盘托出来,只是试探性地说是我的几位朋友,在张掖被马家队伍围在里边,可否通过马步青代为疏通一下。谁知这老汉满口答应下来。……当我再次去会马德涵先生时,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了。当他听到这是周恩来同志殷切嘱托之意时,表现出极为惊讶的神情:“啊,这怎么敢当,想不到先生这样信赖我,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马某已是花甲之年,此事不足为虑。我是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计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先生为人我非常敬佩,此次蒙周先生如此器重,莫说担些风险,就是为此拚上性命也是值得的。”这一席话真是感人肺腑,令人对他肃然起敬。

马德涵二人飞抵凉州后,立即去会见马步青,由于有师生之谊,马步青接待还客气,马德涵婉转说明来意后,马步青答应可以解决,亲自介绍马德涵先生去见其属下旅长韩起功。于是他二人又乘车赴张掖去见韩起功。韩见是上峰介绍而来,礼遇尚佳,他告诉马德涵先生说,黄番寺被围的红军已经解除了武装,对人员也未加伤害,不久前已送青海去了。

周恩来同志对马德涵先生不计年迈,远途跋涉表示感谢,并对此行结果感到满意。因为这次河西之行在营救红西路军同志工作上起了一个缓冲作用,目的已经达到。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得知青海省主席马麟从天方朝觐回来,途径西安并在此停留一段时间。随他同行的还有青海省府的秘书长谭克敏。便打算宴请一次马麟同时请周恩来同志参加并会见马麟。于是,我和马德涵就给马麟和谭克敏发了请帖,在桥样口的天锡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到西羊市街马德涵先生的住所。地点选在这里,一来环境清雅安静,二来不为外界注意,便于谈话。时近中午,宾主入席间,马德涵请出周恩来同志向马麟介绍说:“马主席,我向您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周恩来先生。”马麟乍一听吃了一惊,很快又镇静下来,连忙伸出手来向周恩来同志说道:“啊,幸会,见到先生太幸会了!”这时周恩来先生显得非常自然,很随便地和马麟握手致意说:“先生这次朝圣回来,辛苦了!”宾主寒暄过后,相继入席间,大家边吃边谈。记得当时马麟向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抗日的一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很扼要地把握党团结抗日的一些主张向马麟做了说明,总的是希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马麟听得很入神,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从他的表情看,他对周恩来同志那言简意赅的见解表露出钦佩之情。谭克敏偶尔也插些问话。宴会期间,自始至终周恩来同志从容自若,侃侃而谈,马麟也表示说,团结抗日有好处。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我到青海西宁去了解被俘红军的处理及待遇情况。到西宁以后,我找到了古希贤(马步芳的秘书)、马霄石(曾当过马步芳儿子的老师)二人,由他们把我引见给当时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那天,在马步芳接见一个客人时,把我也同时接见了。因为我是他叔父马麟介绍来的,他的态度还是很客气的。马步芳早已得知我们在西安宴请马麟的事,因此,对于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婉言谢绝了。记得古希贤、马霄石对我说:“马主席说,‘我们这里范围小,地盘也不大,恐怕不能使吴先生有所施展,等以后再说’。”

在西宁找工作的希望落空了,就利用几天功夫,我通过明访暗察,了解被俘红军情况。我了解到,孙玉清军长被俘到青海后已被杀害,有的干部还被关押,有一部分被俘红军被他们改编后在乐家湾训练,待遇很坏,在严冬里连帽子都没有。在澡堂、饭馆,我亲眼看到一些年轻的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有的当堂倌,搞勤杂,有的还被送到皮毛厂当工人。他们都被看守得很严,不好接近。

八月,我返回兰州,向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以后,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对失散或落入敌手的红军干部、战士进行了营救、收容,使很多人得以重返革命岗位。

1937年吴鸿宾受党组织委托协助谢觉哉同志组建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并与孙作宾同志一道筹建甘肃工委,之后,又受谢觉哉同志委派,继续就失散红军事亲去河西各县进行调查,为营救西路军战士作了大量工作。在抗战后期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党的指示积极从事民族上层及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在第三条战线上为甘肃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战初期,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领导下,他与好友杨静仁、堂兄吴鸿业等人一道,积极筹划改组原先宗教色彩很浓的“回民教育促进会”,创办《回声》月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改组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过几十年后。已经担任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杨静仁同志仍然对这次改组活动记忆犹新[13]

(回教教育促进会)这个团体是一九一三年建立的,起初叫“回民劝学会”,以后改称“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人们习惯称“回教促进会”),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长期以来把持在一些国民党分子和大绅郭ÍÍ、喇ÍÍ等人手中,负责人名叫马ÍÍ,他贪污腐化,思想反动,很不得人心。马ÍÍ支持警察局,不参加十四坊群众会议,并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回民群众和伊斯兰学会的关系。我们在会上揭发了马ÍÍ的问题,认为必须改组回教促进会,……应成为回族群众自己的团体,这一意见立即得到了十四坊群众的支持。但也招致了回族上层反动分子的不满,围绕着绣河沿清真寺事件和改组回教促进会问题,在伊斯兰学会内部以及与回教促进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ÍÍ放出风声,说我们带有赤色嫌疑,于是,改组回教促进会的斗争便进一步激化了。

改组回教促进会的工作则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委员人选名单,经地下党和我们小组拟定,有吴鸿宾、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吴鸿业等。召开十四坊回民群众会议后,一致同意我们提出的候选人,,选举产生了十三名委员,马ÍÍ和郭ÍÍ、喇ÍÍ都落选了,我们把“回教教育促进会”,改名为“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同国民党只承认回教,不承认回族和回民的反动政策相对抗。(由于回族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下了一条手令,命令回族军阀杨德亮主持另行改选,杨德亮召集各方面负责人开会,出示了朱绍良的手令,上面写着:“着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协和各方改选甘肃回教促进会。”我们坚决不同意。地下党组织认为:为了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可以同意参加选举,积极扩大我们的影响,争取多选自己的人和接近我们的人进去。改选的结果,我和鲜维峻、马明德、吴鸿业等人都再次当选为委员,马ÍÍ等仍然落选。常务委员中有杨德亮、吴鸿业和我,我同时被选任委员会书记(相当秘书长)。我们参加的党的秘密组织起初是党的同情小组,后改为回民特别支部。杨德亮虽然当选为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常委,但他和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有矛盾,和白崇禧也有矛盾,同时他是云南回民,在甘肃没有群众基础,他虽然很反动,但处于上述几种矛盾之中,我们得以利用这些矛盾同他进行斗争,极力限制他在回民教育促进会的作用。

回民教育促进会和伊斯兰学会的工作十分活跃,我们这些青年人满腔热诚,忘我工作,连车马费也捐作工作经费。我们在兰州、榆中等地恢复和新设了七所回民小学,在兰州白塔山办了一所中学补习班,后改为“知行中学”,设初中两个班,高中一班,共有一百多名学生,吴鸿宾、吴鸿业、鲜维峻和我都在学校担任义务教师。在榆中县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由张杰、金少白同志负责,并逐步在二十多个县成立了分会。我们经常办壁报,举办座谈会,邀请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做报告,曾请顾颉刚先生做过学术报告,请张仲实先生在小范围内讲民族问题。1938年初,进步作家茅盾路经兰州,我们曾请茅盾同志为兰州文艺界作题为《抗战与文艺》的报告,讲话全文刊登在我们出版的《回声》第一版。

19495月全国解放前夕,吴鸿宾潜离兰州,由地下党辗转护送至岳楼(甘肃工委所在地),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同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委员、常务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882月去世后,遗体安葬在兰州华林山特辟陵园内。

四、宁夏灵武王氏家族采矿史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穆斯林中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花儿”,赞美宁夏:

宁夏滩皮最有名,顶好要算洪广营。板子好毛又挂金,哎约哎约,板子好毛又挂金。

宁夏炭井也不少,河东灵武有磁窑。西山嘴干板炭好,哎约哎约,西山嘴干板炭好。

石沟驿(属灵武县)出烤炭,又没臭气又没烟,礓窝梁油井面山(谓赚钱之多也),哎约哎约,礓窝梁油井面山。

宁夏境内现探明的各级煤田储藏量约306亿吨,预测总储量达2027亿吨以上,居全国第6位,主要分布在贺兰山、灵盐、香山、固原4个含煤区。全国10大煤炭品种中,宁夏占有9个,其中贺兰山的“太西煤”以三低(低灰、低硫、低磷)一高(高发热量)享誉国内外;固原炭山的长烟煤是目前国内少有的液化用煤(液化率达70%以上);灵武市东35公里处磁窑堡的不粘结煤(俗称“咋子煤”)经勘察储量达4亿吨,而正在建设中的规划能力为1000万吨的灵武矿区,精碴储量为40亿吨,灰分低于10%,硫分小于0.42%,燃点低、火炽耐着,发热量和化学活性均较高,是优质的动力煤和化工用煤,可称国内稀有珍品。 

灵武煤田也是宁夏最早开发的煤炭产业。灵州回族王氏家族在清末二度开发了著名的磁窑堡煤矿,宁夏最早的民族工矿业由此产生。其50年的生存史,既是近现代回族民族工业艰难历程的缩影,也映现出民族资本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更对改革开放以后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众多家族企业具有启迪意义。

    1,王氏家族与磁窑堡煤矿的再发现

宁夏磁窑堡煤矿的开发,上限无考。今磁窑堡煤矿北部有磁窑群遗址,南北长约800,东西宽约400,文化层堆积厚度24米,包括西夏和元代两个时期的地层,已发掘出土的有建筑材料、生活器皿、文房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和兵器等数百件。矿区内还有一条斜长400多米的古煤井,这与中国古代磁窑常与煤窑并存的现象相符,可断定其至迟开发于11世纪至13世纪的西夏时期,距今已近900年历史。而有明确记载的开采,则始于明代。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夏四月,朱元璋封第十五子为庆王,开府今同心县韦州镇,庆王即命开采此煤,供王府使用,是为贡品。同时烧制瓷器,始有“磁(瓷)窑寨”。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巡抚陕西右都御史马文升等奉敕议上安边策中有:“今当自灵州之东、兴武营之西曰磁窑堡,又于兴武之东、花马之西曰天池各添筑一堡”[14],此当为“磁窑堡”、“磁窑寨”地名之来历。明《嘉靖宁夏府志》“磁窑寨”条:“磁窑寨,东至兴武营五十里,西至灵州七十里。城周回二百一十丈,南门一。旧有守御官一员,汉中卫备御官军一百二十名。正德初,以其非要冲之地,徒事糜费,乃撤之。今止(靖王)府窑匠军四十余名,并各处陶器者十余人居焉”[15]。磁窑堡煤炭的开发至万历年间犹有记载,明《万历朔方新志》卷一:“磁窑寨,城周回二百一十丈,门一,产碴炭,其土可陶,筑堡置官。庆(靖王)府窑匠军余集役于此。两河需瓷器及炭咸贸易焉。”这大约是磁窑堡煤炭生产的第一个兴盛时期,此后便记载无多。清《乾隆宁夏府志》卷三记有:“磁窑山,在(灵)州东六十里,为陶冶之所,出石炭。”磁窑堡的第一次衰落恐与残元势力消亡后明朝驻防军锐减、明亡、庆靖王府废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宁夏山川柴薪不缺,百姓尚无舍柴买炭以燃的意识与财力。

磁窑堡煤炭的二度开发是在清末。它与散布于今宁夏灵武市梧桐树乡北滩村、磁窑堡矿区、大武口矿区的王氏家族有密切关系。二度开发磁窑堡煤矿的创始人是王氏家族高祖王举和他的8个儿子。为便于读者准确理解下文内容,简列其姓名、世系代际关系如下。

王氏家系简图:

高祖王举(生82女)-王万金(矿上)

                  -王万银(放羊,“王羊把式”)

                  -王万玉(煤矿)

                  -王万喜(拉骆驼)

                  -王万宝(东塔务农)

                  -王万选(阿訇,县议员)

                  -王万仓(务农)

                  -王万年(煤矿)

                  -大女(嫁磁窑堡纪家)

                  -二女(嫁杨家圈)

1,王万金系-王国柱 -王金忠(矿工)-王自云

-王金明(矿工)

-王金勇(矿工)-王自强

                  -王自亮

           -王国瑞(农民)-王少勇(乡工商所副主任)

-王少林(区人事厅办公室副主任)

-王少山(区工商局)

           -王国全(农民)-王永清

                           -王永花

                        -王永霞

                        -马占柱

                        -王永亮

                        -王淑霞

                        -王永军

2,王万银系-王国强(居于石坎)-王金福

-王金林

-王金宝

-王金贵

-王金生

-王金华

-王国梁(职业不详)-王金柱—王永福、王永录、王永成、王永才

-王金平—王永忠、王永兴、王永生

-王金和—王永安

-王金汉—王永东

3,王万玉系-王国堂-王金善—王永昕、王永忠、王永军

-王金电—王永祥、王永吉、王永福、王永贵、王永汉、王永成、王永林

-王金玉—王永其,另5个女儿

-王金奎—王永江、王永海、王永河、王永山、王永川

-王金元—王永丰、王永东、王永林

4,王万喜系-王国财-王秀英(女儿)-王少军

                     马生华(女婿)-马士宾

                                   -马世军

5,王万宝系-王国云(原王万年之子,过继)-王金德—王少山、王少成

-王金福—王少明

-王金贵

-王金东

-王金海—王兴龙、王玉龙

-王金河

6,王万选系-王国忠-王金成—王永雪、王永刚

                   -王金安—王永超、王永越

                   -王金生—王永鑫、王永威

           -王国义(早夭)

           -王国正—王金江—王永东、王永乡、王永荣

                   —王金龙—王永光

                   —王金彪—王永正

7,王万仓系-王国明-王金选(早夭,14岁死)

           -王国礼-王金泉—王永强

                   -王金泽—王永波

-王金才—王永祥

-王二羔

8,王万年系-王国德-王金孝-王少林、王少宾

                   -王金仁-王少勇、王少丰

                  -王金仓-王少鹰、王少鹏

                  -王金宝-王少明、王少月

                  -王金旗-王少?、王少?

                  -王金录-王少东、王少辉

                  -王金强-王少? 

                  -王金丰(阿訇)-王少?

          -王国云(过继给老五)

          -王国仁-王金礼-王少?

                  -王金义-王少平、王少刚、王少和

      -王国栋-王金林(县工商局副局长)-王少亮、王少祥

王举原籍宁夏银川老城东南塔桥村(一说平罗县黄渠桥),教属哲合忍耶。兄弟四人,伯王某,佚名(早年移居宁夏灵武回民巷,生子王存福);王举为仲,生82女,8子依次取名(万)金、银、玉、喜、宝、选、仓、年;叔弟王明,生子王万明;季弟王广,生子王万仁。清同治年间马化龙起义失败后,王举逃居今灵武县杜木桥乡海子湾芦洞沟桥畔落脚,结庐秦渠上,替人看瓜为生。这是王氏家族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既要躲避左宗棠对回民起义残酷的“善后”,又要在一穷二白中抚养众多子女长大成人。其后人回忆,王举初至灵武,子女皆幼,盛夏时节,夫妻俩轮换在窝棚口燃烟挥扇驱虫;严寒的冬季,夫妻各守炕之一边为子女掖被保暖。两人后来同逝于1905年。王举之妻名已无考,一说为平罗汉族大家刘氏女,一说为永宁县纳氏女,族中老人传,她心灵手巧、处事干练,后来王家在磁窑堡盖房数十间,“牡丹花纹房席”均出其手;秋天收糜子时同孩子们一起下地摘苕帚苗,中午即用苗上的糜子做成黄米饭给儿子送到田间去。将其行状与王举夫妇为8子取名之优雅有序结合起来判断,似非贫寒之家闺秀。

到光绪年间,清朝廷对穆斯林的防备与残害稍驰,王举全家迁居瓷窑堡,租种杨家圈湾子山地(作者按:同治前,西北地区回汉仇杀较为严重,磁窑堡正北原有“回民巷”,穆斯林三四百户,同治2年汉族民团于914,一说923,袭杀回民,闻风乘夜从后窗跑出存活者仅17人,逃出的人前往附近回族聚居地报信搬救兵,行至杨家圈湾子,已见前面马沙窝窑火光冲天。故灵武回民有“事到了马沙窝窑了,你还在杨家圈湾子打转转呢”的歇后语形容事急。征诸史实,马化龙起义围攻灵州城,也在此月底。)并将一女嫁于此。同时在磁窑子街上开了个店,供过往定边、盐池的客人住宿,勉强度日。

约在1897年夏,王举的大儿子王万金(18691921年)从杨家圈湾子劳作归家,他牵的耕牛(一说是马)挣脱跑到清水沟老泉子边喝水,蹄子绊出一块黑物,拾回去一烧,知道是煤,始知可用于开采谋生,全家即商议开窑挖煤。当时王家无钱,以王举之威望,请一堡(磁窑堡)和附近八庄(圆疙瘩、黑疙瘩、张家庙子、东湾、高利墩、清水营、双庙子、刘家庄)回汉殷实之家入股,王家8兄弟出力,集股打井。王氏兄弟日夜奋战,“三天挖出了个背(煤)口子”,取名“仁义合井”。开井中,井塌,高祖之侄王存福被砸死,留有遗腹子王国强。至此,沉寂二三百年的磁窑煤矿,再次被同治劫后余生的回民王氏家族唤醒。

仁义合井为竖井,方口,俗称“四方成”,井深四丈。因地表为沙漠,故井口上部几丈装有木涵以防沙坠。井为双眼,一眼供通风用;一眼安辘轳,用于出炭、排水。20余名工人采取轮班制,每班砍炭者(称砍手,用铁榔头打钎子挖煤块)8人、拉炭者(称拉手,将砍下的碳拉至井筒底)6人、绞辘轳者(称绞手,从井底将炭绞至地表面)6人。排水每班7人,1人在井下刮水、6人在井上绞水,水斗用牛皮制成,斗口为周长二尺四寸的铁箍,斗深一尺八寸,每绞100斗为一排,即换班。井下采煤巷用贺兰山产的松木大头棒支撑。排水是关键,仁义合井初开时每昼夜出水10排左右,一天出炭二三千斤。因当时人们做饭、烧水用柴,刚开始,炭卖不出去,不少股东先后撤了股。为了稳住工人,王家作为东家,与工人制订了“四六股”的股份工资,即:炭卖的钱,四成归东家(称柜上),六成归工人。东家提供灯油、米面、家具、绳索;工人自己做饭吃,米面自备。这种工资支付方法几乎被后来在瓷窑堡开矿的各井所效仿。长子王万金作掌柜,其余七兄弟便作推销员到各处卖炭,渐渐打开了销路。

1903年,仁义合井被水所淹,此时王家因煤炭销售已积累了些资本,便在仁义合井坡上打了第二口井。这时煤炭行情已好转,因当时就王家一个井,挖出的煤都能卖掉,故工人发展到120余人。工人中,回民占七成,汉民占三成,大多在当地有家,少数来自外地。新井日产煤炭万余斤。当时100斤炭卖200个麻钱,每个工人日工资平均可得120个麻钱,当时的物价是200个麻钱可买1石粮食(16两制150斤)。工人上下班无固定时间,冬天煤炭旺季在井下多干;夏季淡季无人买时,工人勤快点的就到附近打工干农活。随着煤矿的开发,做生意的多了起来,井口附近有卖揪面、饼子、粽子、羊肉、糖糕的小吃摊。当然,瓷窑堡上还有卖大烟的(后来有十几家烟馆)、开妓院的等。

约在1905年,原来从王家退股的杨家也开了一个井,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同年还有灵武南门清末拔贡王某的儿子王宫也开了一个井。1906年,灵武东门外孙文银、孙文彬兄弟也开了一口井。1907年,油家湾子(在今灵武市杜木桥乡,这里的回民多开油坊,故名)马兆先也开了一口井。除王宫的井外,几家都在二三年内被水淹而倒闭。几家井口子都在王氏井的100步外。

王宫的井后来被张府买去。事情原委是王宫开了几年井后,入了哥老会,1911年冬,哥老会灵州起事,王宫与该井工人同时参加,这次哥老会起事良莠不齐,汉民成分多,起事中有屠杀回民倾向,引起灵州回民不满。马元章遂派兵反对,吴忠张府也派兵参加。时值清廷派马麒前来镇压,辛亥灵州举义失败。这次事件中,出现了后来灵武人所说的“汉杀回,回杀汉”的现象,均为回汉各方交互借助革命或者清军势力以报私仇。据当地人说回汉死尸填满了灵武城南一里长的一条渠。王宫及其工人是被清军屠杀的,井被充公。1913年,官方处理此煤窑,原同治年间“董字三营”张俊的后代张昆山用200吊铜钱将此井“买”去(当时40吊铜钱合一两金子,2吊铜钱合一两银子,1.5吊铜钱合一个现洋),改为“张乐善堂”,也叫“永盛园”。当时王家的井已改名“携力公”,铺开了场面;每班砍手10人,拉手4人、碴工2人、抬水2人、辘轳手8人,把头(当家)2人,掖手4人、背手5人,共37人;每日两班用工74人,加上其他人员,有150余人。一天出炭2万斤左右。王家已在灵武县东南方向的“塔湾子”买了200多亩地,盖了一村房子,工农兼营。田由妇女、孩子、雇工种,男人则外出经商。

2,开矿之争

经商也好,开矿也罢,凡是社会建设类的事业无一例外的都需要一个和平宁静的社会环境。然而在整个民国时代,宁夏这片“塞上江南”早已不是净土,我们从起兵反对国民军的“尕司令”马仲英部下所唱歌词可见各方势力的粉墨登场与当时社会的动荡:

尕司令来生的能,十九岁上领大兵。国民军打了几阵,哎约哎约,国民军打了几阵。

阿拉善的王子(蒙古贵族)好,给了子弹又给刀。打宁夏他的功劳,哎约哎约,打宁夏他的功劳。

打罢一仗又一仗,吉鸿昌跟在?股上,门主席缴了钢枪,哎约哎约,们主席缴了钢枪。

金积城来守的严,三天三夜没攻陷。大坝上已成火线,哎约哎约,大坝上已成火线。

宁夏城来街道宽,马福寿也当委员。为什么你不造反,哎约哎约,为什么你不造反。(案:马福寿亦回族,马福祥兄弟,与马仲英同隶河州)

宁夏城里绸缎欢,抢上洋钱又吸烟。整住了二十三天,哎约哎约,整住了二十三天。

宁夏城来不太牢,没上一点攻破了。门主席偷著跑了,哎约哎约,门主席偷著跑了。

宁夏姑娘好漂亮,抱在怀里喂油香。酥麻了我的心肠,哎约哎约,酥麻了我的心肠。

尕司令来攻宁夏,怀抱姑娘坐天下。吉鸿昌打著赶他,哎约哎约,吉鸿昌打著赶他。

大炮又带手机关,谁跑河西把兵搬。打得我们上南山,哎约哎约,打得我们上南山。

不惟宁夏已经成了是非之地,瓷窑堡矿区也间接成了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之一。在采矿利益的驱使下,矿权之争也就从张家的寻衅拉开了帷幕。1914年张昆山被举为议员,1916年赴京开会。是年秋8月,王举第六个儿子王万选(阿訇)赴灵武县城保释黎明村几个贩私盐的回民时,无意中在县府发现张家递交的讼状,大意是暗告王家在张家的地点打井了,状子附有张昆山赴京开会时从北京农商部私领的一个矿照,划定张家矿区东至鸳鸯湖、西至天水沟、南至余家圈、北至山神庙,面积529.3亩。此照将王家在瓷窑堡的房地产、坟地、井地全部划了进去。王万选一气之下,决心与张家打官司,并从此放弃阿訇职业,最终走上绅士道路。

由于王家缺少接受文化教育的人,先是邀请灵武南门汉民秀才邓子清书写状纸,控告张家为董字三营土匪,辛亥时还屠杀回民,言辞较为激烈。张家知道后与董家、李家(李双梁后裔)联合抗诉,并扬言找到写状子的人,非把他挖眼割肉不可,邓因此被吓卧病而死,此案不了了之。王万选又赴兰州实业厅,状告张家在五道口的田数年不上粮税。兰州实业厅为此拟派盘田委员前来处置。此时张昆山已死,张府老太太说:“井可以不要,但田万不可盘。”约在1928年,张府乃派吴忠警察所所长马寄林为代表,与王家代表王天让(张府五道口土地租户头)、王天礼谈判,灵武县府则派副县长(俗称“堂下老爷”)詹培林道瓷窑堡“谈和”。谈和的结果,是从王家井口子向南360步栽石桩为界,地面上“张家不能往北挖一锄头,王家不能往南挖一锄头”;张家的矿照原属非理但“合法”,如有差派,王家担四成,张家担六成。至此,12年的官司有了结果。此事过后,王家吸取教训,至马鸿逵主政宁夏时,约在1934年左右,王、张两家各自办理了矿照。王家有阴照、阳照各一份。阴照为矿照,南到营盘梁、北到甜水泉、东至鸳鸯湖、西至西沙窝;阳照为羊场,一是冯家圈羊场,东至薄荷木、西到梅花井、北至夹山门、南至大脖湾;一是老圈湾,西至水石沟脑、北至白家窝棚、南至牛不郎山。

在上述张、王两家打官司期间,1924年,张家的井被水淹了,便在王家井200步处打了新井。当时挖煤随窝走,井下难辨方向,3个月后,王、张两家井在地下相互挖通,张家井深,遂被水淹废。张家复在附近掘井,打了3.5丈就出了煤,未及1年王家井又与张家掘通,因井深于张家,也被水淹没而废。王家遂在张家井100步外掘井,这时张家便来阻挡不让挖,王家与之讲理说“你们是后来的,你们挖井我们从来不挡,我们挖井你们也不该挡。”张家理屈,便有老当家郝思明出来说:“老王家穷回回命穷,打50丈也出不了煤,让他们挖去吧。”结果王家打了一个主麻(7天)、4丈深就出了煤。张家见打到了煤窝上,甚为嫉妒,以其财势在王家井旁又打了口井,王家便同样在张家井旁打了一口井。张家便偷砍了王家的井绳、推倒了王家的辘轳,王家同样予以回敬。矛盾升化为准备打架。

张昆山为马鸿宾部团长,带了4名枪手,王家则一面召回家族成员,一面由王万年到瓷窑堡东30里的宝塔,从马鸿宾部营长马世恩(庆城)处请来8个兵(因王万喜在马鸿宾处管理骆驼,与马家关系较深)。对峙之下,张家理屈力怯,事罢。官司打赢后,张家的井口仍在王家范围内,但王家并未深究。这一方面是王家历来比较宽容,另一方面有更为深层的利益关系。原来在1926年,张家为解决抽水问题,从天津买来一部抽水机,人称“吸水龙”。由于王家井与张家井挨得太近,井下工人就将王家煤井的下水道打到张家井里,不再用人工抽水。王家因此用了几年干井,颇有收益,家境有了很大的转变。

王氏家族早期的井,由王万金(18691921)当掌柜。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因心惊与劳累(海原大地震前夕,王万喜与王万年的儿子五十四拉骆驼去了海原。王万金闻讯,急带家人去找,恰遇海原为争沙沟太爷(马元章)埋体发生纠纷,便介入了此事,将两家劝开,抬尸数里后还给一方。此行有惊无险,王万喜与五十四爷均未出事。但王万金因此受惊得病。),于该年冬十月去世。此后柜台由王万玉(?—1948)掌管。1928年王氏家族开始分家析产,分家后各家在灵武东塔的资产情况是:其长曾祖诸子与二曾祖共享秦渠东15间房子;三曾祖在秦渠西有一院12间房子;四曾祖买有唐家一院15间房子;五曾祖独盖5间房子;六曾祖在渠西有一院12间房子;七曾祖在渠边有8间房子;八曾祖有20多间房子。王家此前在瓷窑堡、东塔各盖了一座清真寺(东塔清真寺在东塔西南1公里处,南有汉族高庙一座,解放初拆除。盖寺时因地处坑洼,原拟座基2丈高,当地汉族见状,联合告到官府,说寺基压了庙的风水,于是被迫取掉1丈。寺大殿为三进卷檐式,15间,水房及经堂10余间,文革初拆除)。王氏兄弟分家是在和平、互让气氛中进行的。大体上并未计较个人得失。他们分家时想得更多的是自同治以来,终于有了一份正当、体面的家业,终于在灵武城附近站稳了脚跟。他们从数十年前的避乱流离,奋斗到当时名誉灵武乃到宁夏的王氏“八大家子”,已经满足了。而在客观上,分家造成了资金分散和人力物力分散。分家后,王万玉掌管的“携力公”一井供7家,出多入少,后由王万金第三子王宝山接管,于1935年倒闭,王家再无共有财产。八曾祖在1931年独资开办的“万盛和”,也因力单,早于“携力公两年倒闭。

1941年,王宝山出王家的矿照、地皮、工具,吸收灵武回民杨忠堂、王生福、杨空牧、黄天成每股10万法币资本,复开井,取名“福山堂”。出煤时,张家井被水淹,马鸿逵的60峰骆驼全涌到井上来驮“官炭”(以实物充矿税),数月不止,大伤元气。过去,按王、张两家的官司结果,矿税由张家出一半,其余由王家和其他各家出,如无其他井,另一半由王家出(1934年矿税为180.50元);“官炭”张、王两家各出一半。此时这项负担全部转到了福山堂,故矿井勉强支撑到1945年,井底水淹而破产,王宝山卖地2亩退了各家股份。此后,王宝山由于19483月从马鸿逵处贷款30万元(金圆券)开井,井未打下去就塌了。

1942年,王万年复开井,名“大兴井”,但半途缺钱而停工,因交不上官炭,宁夏省政府建设厅于当年4月中旬,在《贺兰报》以“建字第一号”公告:“有灵武县磁窑堡煤矿,于二十七年经商民王万年领后,以逾三年之久,尚未施工开采。县依矿业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撤销其矿业。”张家知情,遂由张贡生暗中出面,联合汉民崔少华、刘清、邓森合股,在大兴井旁开井取炭,以崔少华为股东。王万年气愤不过,又与之打官司,状告邓家。邓家请建设厅李翰园出面,不能说合。时马鸿逵四姨太刘慕侠有意此井,王万年见状,提出此井“宁给官家,也不给幕后张家,”矿井遂归刘慕侠。19435月,马鸿逵在瓷窑堡设德兴矿务公司,以宁夏银行行长李云祥为经理,开一井,派金玉书为掌柜,人称“官井”;刘慕侠的井,则由王万年任掌柜(因煤质差,于1944年底关闭)。

1947年,王万年复开井,名“广德隆”,利甚微。张家井先后有何恩明(绥德人)、郭务全(甘肃人)、胡学诗(宁夏人)任掌柜。解放时倒闭,以3000元卖给二矿。马鸿逵的官井,宁夏解放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接管。

新中国成立前夕,磁窑堡矿区几家煤井井上共有工人300余人;王氏家族只有少数人留在矿上,大部分在1949年底回到东塔村。东塔村王家在土改中除一户划为地主、3户划为富农外,其余均划为中农。1965年,在四清运动后不久,灵武县决定向新华桥、梧桐树移民,王家所在的东塔七队虽然人均土地在全大队最多,但因是唯一一个回民队(只有3户汉民)且又成分高,遂被迁出,移至梧桐树乡北滩村,目前有人口250余人,人均土地1.5亩。王家在瓷窑堡矿的后人有100多人,在大武口矿有50多人,在灵武县城、马家滩石油矿、银川市共有25人,包头、固原有10余人。建国以来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出全国劳模1人、处级干部4人、可级7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1人、教师4人、阿訇6人、村干部10余人(次)。

3,对王氏家族采矿的历史思考

灵州王氏家族的发展史,是近现代西北穆斯林社会微观变化的一个典型事例,这一事例从宏观到微观,深刻揭示了回回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经验教训。

第一,近现代回回民族是在极为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发展起来的。

灵州王氏家族起始于同治年间宁灵回民起义失败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王举是否参加过宁灵回民起义已无可稽考。重要的是,这是回回民族历史发展中许多艰难起点的又一次。中国封建政治与封建文化对于回回民族,经历了唐宋时代的开放宽容、元代的利用与相容、明代的淡化与限制、清朝前期的压制,到了近代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化背景下,转向了严重的民族歧视与高压。在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中,左宗棠创造性地将历代统治阶级的封建民族观揉进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战略之中,在人口上竭力屠杀,在地理上强制迁徙、疏散,使之势难聚合,在经济上将回民数百十年积累的财产充公后,又使困于远离城乡大道、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带,几辈子难以生计;在文化上一方面禁绝以哲合忍耶为代表的具有较为严密组织形式与细微心理活动的苏非主义,一面推行以“潜移默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为宗旨的汉化教育。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灵州王氏家族先祖避难于海子湾秦渠头,开店于灵武县城东60余里外茫茫沙漠之中废弃数百年的瓷窑堡,正是近现代回回民族个体必然的命运。

谋求生存、并在生存的基础上求得发展,是任何历史条件下每个民族的基本追求。一般来说,这种追求是通过民族内部每个个体成员的努力来实现的。如同被迁赶到宁夏西海固、甘肃陇东山区的回民选择了开山造田,灵武三边(山边、湖边、碱滩边)两稍(沟稍、渠稍)地带的回民选择了挖沟排水、引渠灌压碱、鸽粪消碱的生产生活道路一样,王氏家族抓着偶然的机遇,选择了开矿这一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灵州王氏家族工业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技术,只是一种作坊,而不是近现代工业。但这对特殊历史条件下谋求生存的西北回族来说,则标志着历经屠戮的回回民族找到了一条自我生存的生计。“一堡八庄的汉民出钱,王家八兄弟出力”。灵武回族的近现代工业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辛勤劳动作为个人、民族经济的起点,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起点,这是民族经济包括民族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灵州王氏家族经济的发展,体现了上述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西北穆斯林族群逆境求生、奋力开拓的内在精神。灵州王氏家族开发磁窑堡煤矿之后,从客观上说,当时的煤炭消费市场规模与水平制约着它的生产能力与经济效益;从主观上说,脱胎于封建经济与民族压迫制度之下、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王氏家族没有可能在煤炭的深化利用上做文章来谋求其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开矿无法成为王氏家族经济生活的全部来源。煤矿每年秋天开工,春四月停工,夏天只护井、排水。家族兄弟8人及其子女,在积累了能够雇得起工人的资金后,便进行了劳动分工。夏天,除必须的留守者外,全部撤到了川区种田。王家兴旺时期,全家族也都是不分男女老少,与雇工一起种田、吃饭。灵州王氏家族的这种生产、生活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近现代回族经济的脆弱,另一方面反映了回回民族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充实美好生活的内在生存本质与理想。

灵州王氏家族经过不懈的奋斗与追求,终于生存了下来,人口从同治末、历80余年由几人发展到建国时的百余人,经济上从家无片瓦到建国初拥有一个村庄、数百亩良田、200余间房屋的中上经济水平。正如同治后吴忠南门、金积堡周围被迁赶他处幸存的回民,后来陆续从当年镇压回民起义有功的清军将领们吸食大烟的后裔手中,陆续买回那原属于自己的“金板田”一样,灵州王氏家族在同治劫难后,历尽艰辛,终于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恐怕是清朝皇帝与左宗棠的“善后”所始料不及的。

第二,近现代回回民族经济存活于封建政治、官僚经济、地区经济的夹缝中。

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工业,走过了一条在本质上相同而层次不同的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国内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政治压迫的道路。灵州王氏家族煤炭工业的艰辛历程,揭示出近现代回族民族工业不仅受到封建政治、官僚资本的压迫,还要在其他民族工业挑战与挤兑的夹缝中生存。

首先,就王、张两家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来看,基础不同。王家是以集股的形式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八庄一堡以资金入股,王家8兄弟以劳力入股,一遇风险,资本便无,原始资本积累的基础之差十分明显。原始资本积累的严重不足这种先天性痼疾,导致后来王家矿井虽有一时兴盛而无一贯平稳发展,再后来“八大家子”分家后资本与人心涣散而衰落。张家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其资本原始积累相对雄厚起了很大作用。张家是同治年间董字三营(董福祥、张俊、李双梁)的后裔。当王氏家族所属的西北回族在起义失败后财产荡然无存之时,张家以战功获得了大量“叛产”——数百亩“金板田”和占地数十亩的张府(作者按:应当指出,这里我们无意用翻历史旧帐的方法来指责张府后代的财产为富不仁,而只是在客观地描述历史中,指控张、王两家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政治,而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分析近现代回回民族工业的历史起点基础。)。这种不同的经济起点,决定和制约着近现代两个异质民族的民族工业的起点。即以张家为代表的地方民族工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在具体历史时间上早于以王家为代表的回族民族工业的资本积累30多年;而在原始资本积累的本质含量上,前者要大于后者数十百倍。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王两家民国以来在磁窑堡煤矿竞争的必然结局,早在同治时期就已经决定了。王氏家族当时的创业、守业者,以及他们的大部分后代,并没有意识到和弄清楚这种经济规律上的深层关系。

其次,就近现代民族资本对封建政治的依附、制约关系来说,张、王两家所依赖的社会势力背景不同。社会是一张无形的网络,因此,观察一个社会个体,即要注意它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又要从客观上考察它所处的社会氛围。在同一社会氛围和社会关系中,社会个体的利益基础与生活目标不同,其应付、处理社会事务的起点、方式就有区别。张、王两家作为不同的民族个体,在开发磁窑堡煤矿时期,同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之下,同在一个矿区,这一点是相同的;张、王两家(以及其他先后在此开矿的各家)对磁窑堡的开发,在客观上创立了银南地区的近现代煤炭工业基础,扩大了宁夏地区煤炭工业的范围。这里所要论述的是不同民族的民族工业个体的比较。

王家开矿的初衷,是要解决温饱、进而谋求发展。王家与官府的关系,是在求生与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民国年间,王家与官府有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其六曾祖王万选从阿訇到绅士结交的关系。这是在民国初年王家煤井开发采后,引起各方瞩目而在日常结交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这一关系以与张家打官司为转折点,步入了官场。王万选后来担任过县级议员、县保安队副队长。二是其四曾祖王万喜以善使骆驼而先后与马鸿宾、门致中、马鸿逵建立的关系。三是王家开井者与地方民团刘青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就实质上说,都是一般的社会关系,它只在当地的具体地区和具体事情上起到有限的作用,而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全局乃至具体地区与具体事情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其六曾祖结婚时,四曾祖请来宁夏土皇帝马鸿逵最宠爱的四姨太刘慕侠及其戏班子助兴,有人闹事时可请来刘青处理,平时对地痞流氓也有震慑作用等。但当涉及到矿权纠纷、矿井生存等实质性问题时,这种关系就无能为力了。

与王家相比,张家的政治关系、社会眼光要略高一筹。张府起家于同治年间,以功袭封。民国时期,张家已成为吴忠地区屈指可数的大地主家族。张昆山是省级议员、拥有军事实权的团长,张家还有数人在地方任职,社会关系要比王家硬得多。张家开矿不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张家开矿之初,便瞒过王家暗地里从北京领了执照,具有法律眼光。相比之下,王家只具有习惯意识。正因为张家有更为有利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实力,所以才能一再地在王家地皮上开矿而无所顾及。最终在竞争和挤兑中,击败了王家。也正因为如此张家在40年代马鸿逵的官僚资本侵入矿区后,尚能抗衡到最后,而王家只好将一个井口拱手让给刘慕侠了。

第三,近现代西北穆斯林族群教育观念的淡漠与科技文化水平低下是民族经济难以发展的内在因素之一。

张家在清同治年间是武夫,其后在相对优裕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其家族成员在清末即有通文识字者。民国时期兴学之风中,张家颇受其惠。所以张家在20年代中期就从天津引进了现代设备“吸水龙”,用于煤矿抽水。这一技术的引进,增强了张家井与王家井的竞争能力。张家开矿时能从农商部领取“合法”的开采矿照,无疑也与其文化素养形成的潜在眼光有密切关系。相比之下,王家在后来有能力的经济条件下放弃了文化教育,从而在民族文化的深层里,埋下了生存的结局——从农村一度走向城市,从农业一度走向工业,而最终又退回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20年代前后,在马福祥的倡导下,宁夏各回族地区已出现了一批新式回民学校。当时王氏家族的煤矿一度有所兴盛,经济实力在建房购地方面有明显表现,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新人无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但王氏家族没能像当时当地的主流社会那样,督促子孙去上学。至建国初期,王家数百口人没有一个高小毕业生。以致连一个能够将自己几度苦难、一度辉煌的历史记载下来的人也没有。忽视文化教育对灵州王氏家族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抓住了历史的偶然而放弃了历史的必然。就近现代中国各民族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工业化是历史的必然。灵州王氏家族在“马(牛)踏煤出”的偶然事件中敏感地抓住了机遇,再度唤醒沉睡二百余年的磁窑堡矿山,并大幅度地改变了家族生存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条件。这从微观上来说,一个民族及其社会个体成员,只有从宏观到微观上抓住时代机遇、至少是顺应历史发展,才能立足和发展,民族问题从政治到经济,确实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可惜的是,王家在经济上走向工业化的同时,未能在家族的文化素质上切中历史进程的脉络,功亏一篑。缺乏相应文化素质的眼光把王氏家族限制在了“三十亩地一头牛”的范围之中,经营企业赚的钱不是用于扩大企业的再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而是建房买地;在煤炭淡销的夏季不是预算将要到来的冬日旺季,而是全部撤回到川区农村种田。最终在兄弟民族资本的竞争、官僚资本的压迫、社会动荡的冲击中,从充满风险的工业化的高级生产方式,退回到形式上比较保险的农业化的低级生产方式,缩回到了小农经济的藩篱之中。

其次,妨碍了对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灵州王氏家族的磁窑堡矿业管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资本主义方式,而是介于庄园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一种过渡模式。与封建地主经济或庄园经济相比,工人有在任何时候去留的自由;工人与矿主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而不是依附关系;工人工资采取“六四”分成制,多干多挣、少干少挣。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则有带着明显的封建经济成份,矿工为季节性的劳动力商品,冬日东家开矿时采煤挣钱,夏季到附近农村打短工度日,也是工农两栖;杂税劳役不是完全由东家出,而是从东家收入与工人有限的工资收入中共同支出。表面上看,“六四分成”与现代企业的股份制有类似的地方,实质上却有根本区别:现代企业的股份制是建立在劳资平等(起码在形式上如是)、“风险共担”基础上的企业管理形式,而“六四分成”则是建立在封建雇佣关系上的剥削关系;工人没有长期固定的收入,仅有的收入也往往在东家小农式的结算中?入了水份,劳资关系透明度过小。而且,工人工资不是按日或按月支付,而是等待一批煤卖出后,根据最终收入来按成分配。另一方面,现代企业要求业主对同业生产技术、设备、市场、劳动组织形式等有系统地了解、把握、测算、管理,而王氏家族直到40年代末,没有购进任何哪怕是被内地同类企业已经淘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煤矿工业生产设备,用的是铁钎、铁锤、像油灯、辘轳等原始的作坊生产工具,对张家添置的“吸水龙”没有从技术与竞争力上作出任何反应,只是听任工人作出了投机(打通排水系统,借“机”排水)性反应;对市场更是凭直观感觉进行短期的估计,没有从外地引进管理企业的任何人才。

再次,没有能力创造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环境。中国近现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脱胎于封建小农经济,这就要求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家不仅要管理企业生产,还要相应管理企业所在的小社会,从而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相应的社会小环境。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从劳资双方提供的历史事实中发现,在40年代以前,灵州王氏家族对其职工除生产组织管理外,没有任何社会管理措施。一是没有福利制度,除工人发生工伤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外,没有任何奖惩、节假。二是没有生活管理制度,王氏家族磁窑堡煤矿的工人,主要来源于周围农村及外地流浪者。当时矿区,有妓院(俗称“窑子”)、烟馆,不少工人没钱时劳作糊口,有钱时则抽大烟、找妓女,钱花光完事,不进行生活积累和股份积累。有关情况表明,40年代前,王氏矿井工人一天的收入,可买10余天的口粮,如果适当进行生活管理,有可能改善工人日常生活或积累再生产资金,解决企业的经济及与之相关的生存、发展问题,但王家对工人采取了放任态度。这种放任在客观上导致了工人社会地位的低下,“有钱就乱花,没钱当叫花;常年不洗澡,爹妈认不出儿”。使矿工的地位不如农民。这种没有活力的企业,最终走向倒闭是必然的。

第四,民族关系的发展不仅需要平等的民族政策,还需要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具体沟通、谅解,以及对各种利害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纵观灵州王氏家族从清末到建国前在磁窑堡一堡八庄都是汉民的环境中开矿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除与张家发生过主要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在几次修寺建坟时与当地汉族上曾发生过宗教与迷信(风水)范畴上的摩擦外,一直相安无事。并且关系日益密切。建国初期,王氏家族留在磁窑堡煤矿者,绝大部分被定为工人成分,王金玉还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川区农村者,只一人因上级部门需要完成指标而被定为地主成分。“文革”中,除在矿区的王宝山受过30岁以下者的批斗外,其他人也没有受牵连。这说明了王家与当地汉族及工人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这种民族关系局面的形成,从大环境上说,清末至民国初年,灵武回汉之间对同治年间的事件已经淡漠,并在一定程度上从那时“汉杀回,回杀汉”的残酷损失中吸取了血的教训:民族仇杀两不利。民国时期,宁夏先后由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等回族官吏主政,客观上对调整宁夏地区回汉族关系有益;而马氏家族出于阶级利益方面的考虑,在大局上也未对宁夏地区的汉族表示过不平等对待的意向。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扭转同治以后回汉对立的局面。从微观上说,与王氏家族处世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磁窑堡煤矿二度开发后,其高祖母即在开设的店安大锅一口,每日煮粥一锅,供过往及周围贫穷者食用。在长曾祖、三曾祖、八曾祖主矿期间,各地前来驮炭者,多是一种信誉关系,无炭钱、店钱、草料钱者,均可先吃、先住、先驮,煤卖掉后再付款;若因意外或亏损,亦不索要。在与矿区及川区周围汉族的接触中,均能以礼相待,与之叔兄相称,这种礼节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当然,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民族关系不可能得到彻底改善,王家在磁窑堡为高祖建坟时,原选在山梁上,当地汉族绅士以“压了龙头风水”为由阻挡,后来其指定现在地处清水沟旁的坟址;王家在灵武东塔建寺时,当地汉族绅士也以寺基高出汉族高庙地基“压了风水”,而由官府出面拆低。这些情况表明:平等的民族关系首先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关系的改善,需要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民族文化的深层沟通,是当代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长期任务。

五、陕西西安乌氏家族宦海录

  六朝古都西安,旧称长安,唐代已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外交人员、宗教家等在“丝绸之路”上来往频繁,其中商人居多,并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长安,他们多云集东西两市,其中西市位于域内糜家桥附近,《太平广记》中多次提到的“胡店”和“波斯肆”,就是他们经营的商店。他们出售带来的香料、玉器、象牙、药物,再买回中国的珠宝、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其中有些人“殖资产,开第舍”[16],娶妻生子,久居长安,称谓“住唐”,这是西安穆斯林来源之一。唐安史之乱期间,唐政府曾向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借兵帮助平乱,并答应阿拉伯帝国的援唐官兵,可以长期留住长安,允许他们和中国女子结婚,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敕建清真寺一座[17]。这是西安穆斯林来源之二。

  唐大历十四年(779),“庚辰,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资治通鉴》二二五卷)。其中“诸胡”包括中亚的九姓胡。九姓胡指康、安、曹、石、米、何、乌等九个小王国的总称,他们来长安经商久居,各以其国名为姓。八世纪中叶,九姓胡各国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后,归向伊斯兰教。经世代繁衍,其姓氏与住地都留下了历史印迹。

西安的穆斯林,现今多半集中于莲湖区,他们源于唐而形成于元代,是我国回族先民源流之一。如今居住在化觉巷、西羊市、大皮院、小皮院、大学习巷、小学习巷、洒金桥、香米园、麦苋街及上述街道附近街巷。域内共有回族3万余人,占陕西省回族人口的20%以上,占西安市回族人口的50%以上,占莲湖区总人口的6%。回族人数之多,比例之高,列陕西全省各区、县之首。

1,乌氏家族简史

回族中的乌姓,主要源自明朝皇帝朱元璋的赐姓。据《赛典赤家谱》载:“咸阳王(赛典赤)奉旨平西夏,以得胜之师戍守宁夏、渭南等处,所有兵将保属哈蜜(密)征调。以名为姓。明太祖定鼎金陵,赐为十姓:闪、者、白、苗、冶、乌……” 乌姓也有一部分源自经名“乌马尔”。乌姓回族主要分布在陕西、西宁等地。明《嘉靖耀县志》“人物志”、“选举”条,记述有穆斯林锁守贯事迹,曾任鸿胪寺通事(翻译)序班,妻乌氏,是长安名门女。锁、乌都多为回族姓氏,说明最晚到明代中期,乌姓回族已经成为西安“名门”,延续至今仍为西安大姓[18]

乌氏家族笃信伊斯兰教,聚族而居于西安小皮院一带。其家族历史可寻根溯源于明朝,由南京应天府水西门铜作坊迁徙而来。乌氏先祖因商从江南迁往陕西,初到西安仍以营商为业。及至清代,始有人涉足仕途,官至提督,统兵携将,驰骋疆场,至此已成长安大户。民国年间,不仅有人在教内位尊为阿訇,而且还有人步入大学校园,进而踏上政坛。乌氏家族历经数百年生息繁衍至今已七代,家族人口目前已达六百余人,系西安穆斯林名门望族之一。

乌氏高祖兄弟二人乌大经、乌大义。乌大经即西安穆斯林为之自豪的乌提督,其家系如图:

 

                    乌大经

         

                                           

                                           

                                           

        乌乌                                       

        世世                                    

           康明                                    

 

乌乌乌 乌乌乌 过        乌 乌乌乌 乌乌乌乌乌乌         乌乌  乌乌

呈呈呈 呈呈呈 继        呈 呈庆成 树升小纪玉龙         克忠  宏宏

璋宗? 瑞根理 呈        钰 琪堂禄 堂堂堂堂堂堂         慈慈  运琪

                        

乌 乌乌

         养 养 宗       忠 寿志                       乌乌乌

         子 子          堂 堂鹏                       培培培

                                                       陵成玉

乌大义出身、履历、职业、居所均无从考证。乌大义生有三子:长子乌万朝生于道光十五年(1836年),次子乌万成,三子乌万友。乌万朝,从业皮革生意,后人相传他身强体壮,热心教门,信仰虔诚。有一件事可以体现他的这些性格特征——当年小皮院清真寺建成时,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大殿上的铜顶是他登上屋脊安装的,这树立了他在坊内穆斯林中的威望。

乌万朝生有八子一女:

长子乌纪章,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据说在清同治元年出走张家口,其后辈情况不详。

次子乌纪瑞,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去世于1924年,终年62岁。他是一位虔诚热心的穆斯林,为人耿直豪爽,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市井无赖闻风丧胆,不敢在当地造次捣乱。

三子乌纪雄,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逝于1932年,终年68岁。当时在红埠街一带从事穆斯林传统的小食品生意。

四子乌纪左,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逝于1934年,终年67岁。年少时因与家人不和,出走宁夏吴忠,给人拉骆驼,在当地清真寺当满拉而定居,人称乌满拉。其后辈们现一直生活在当地农村,由于文化知识较低,有的将祖姓“乌”误作“吴”,笔者去当地考查时已由家族长辈统一作了纠正。

五子乌纪祥,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逝于1958年,终年86岁。清宣统年间以皮革生意为主,兼赴汉口等地行商,还在麦苋街什字开油作坊一处,经济收入丰厚,有能力将小皮院祖屋的栈道盖成房屋,并在西安南门什字购置房地产二处。

六子乌纪忠,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逝于1959年,终年84岁。清宣统年间在满城做小生意,后也从业于皮革行当,开了皮作坊,家道富足。先后在涝巷、小坤园购置房产,并在小皮院旧居翻建新房。

由于乌纪祥、乌纪忠家境较好,生活富裕,又注重手足情义,所以对本家族其他兄弟常有经济帮助。

七子乌纪恩,生于光绪五年(1880年),逝于1932年,终年52岁。他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到宁夏同心、韦州帮人拉骆驼,后在当地清真寺当“寺师傅”并定居。由于文化落后,加之环境恶劣,又处于穷乡僻壤之地,导致后辈生活贫困,甚至仅知自己经名。

八子乌纪昌,生于光绪九年(1884714日),逝于1964年,终年82岁。以做小买卖为家庭主要生活来源,清宣统年间,长安塬上一商人请乌纪昌帮他买皮,经过一段时间的资金和经验积累,他自己也开始涉足皮革生意,逐渐发展,拥有属于自己的皮作坊。由于生意兴隆,收入丰厚,便在小皮院西口外(旧屠场)和大莲花池街购置了房产。

以上主要介绍了乌万朝及其八子一女之概况。乌万成在麦苋街经营杂货铺,乌万友搞屠宰业,大体都是从事穆斯林传统行业。

 

2,乌大经事迹考述

    乌大经(?-1804),回族,莲湖区小皮院人,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武举,次年获武进士,殿试授三等侍卫。乾隆三十三年(1768)任山东武定营游击,乾隆三十七年(1772)升任德州营参将。乾隆三十九年(1774),乌大经因抗御王伦义军有功升任山东临清城副将。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召见乌大经,见乌胡须环腮竖立,威武庄严,誉乌“真将种也”,不久升任江西南赣镇总兵。乾隆四十八年(1783),升任广西提督,三年后调补云南提督。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安南(今越南)国阮氏与黎氏争夺王位,清廷应黎氏之请,派乌率兵8000人进入安南,后全师返回。乾隆五十七年(1792),署理甘肃提督,次年实授甘肃提督。嘉庆三年(1798),复调任云南提督。在任期间,云南西南部发生土司叛乱,他奉命平叛。嘉庆九年(1804)三月,逝世于云南提督任所[19]

乾隆甲午年间,山东寿张王伦起事,总兵孙惟一奉命举兵围剿,众寡不敌,反受其害。徐中承随后调集全省兵马与河督姚立德会剿,与王伦大战于柳川(林)。徐一介书生,用兵遣将非其所长,兵源混杂,军纪颇疏,又下令将粮草、军器缚载后乘,结果仓卒遇贼,士卒皆徒手与敌,遂至大溃,徐中承只好避兵东昌,王伦士气大振,进围临清。临清守将为叶清,虽是武科子弟,但仓卒迎战,乘马伤髀,参将乌大经和署知州秦振钧便担当起守城重任,乌大经显示出自己的军事才干,他命令士兵各堞立峰燧,造火器及击木、檑石等具,严察奸谍,晓谕居民,令其分地而守。王伦多次攻城,乌大经从容调度,城上火器骤发,毙敌无数。王伦对城张黄盖,奏鼓乐,指挥手下拼死攻城。乌大经争锋相对,组织敢死队数人一组,出其不意偷袭敌营,好几次都差一点活捉王伦,王伦不胜其扰,仓卒退兵。临清解围后,乌大经因功受到乾隆皇帝召见,乾隆见他高大魁梧、不怒自威,称赞他说:“真将种也!”此后,乌大经始任总兵,屡担重任。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乌大经已由总兵升至广西提督,在任广西提督期间,也曾对广西伊斯兰教的发展有所推动。光绪十年(1884),柳州“重建大殿碑”记云:“柳郡城内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传创自前明。国初经提督马公爷雄,并乌军门大经捐资修葺,嗣年跌有兴修,殿宇崇高,颇合朝拜。”

三年后调补云南提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安南(今越南)国阮氏与黎氏争夺王位,清廷应黎氏之请决定由广西、云南分道出师安南。乌大经由云南带兵八千取道开化府之马白关进入安南,进兵十分顺利。第二年由于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提督许世亨所率清军在占据黎氏都城后放松防守,被阮氏突袭而溃败,幸有乌大经部支撑局面。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乌大经母亲病故,丁忧在家,照例去职。第二年乌大经即被起用为署理甘肃提督,五十八年实授甘肃提督。

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乌大经奉命赶到滇西北丽江府维西厅,协同总督琅?镇压以恒乍绷为首领的傈僳族人民起义。乌大经所率清军在进剿中遭到傈僳族人民的顽强抵抗,起义军隐匿在深林密箐之中施放药箭,在各山隘多设滚木、巨石,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乌大经又厚集兵力,分路出击,起义军寡不敌众,退守澜沧江西岸。秉承嘉庆皇帝的旨意,乌大经采用恩威并用的手段,他以“管领官兵署云南省军门”的名义发出布告,安抚已投诚者,“一概免究前非,仍令各归本寨,安心耕业,共作盛世良民”。“自应各发天良,永不得再滋事端”。布告并且指出,恒乍绷虽已逃往江外山箐藏匿,受惩处的时候不会太久。此分化之举颇为奏效,到嘉庆八年(1803年)九月,恒乍绷被俘,云南事平。

嘉庆九年(1804年)三月,为清朝统治者效命疆场数十年的乌大经逝世于他云南提督的任所。朝廷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嘉庆谕曰:“乌大经久膺专阃,效力戎行,前在山东、安南等处屡经出兵打仗、杀贼受伤。上年维西猓匪滋事之时,剿办亦属出力。兹闻溘逝,深为轸惜,著加恩赏给恤典。寻赐恤如例。子承绪一品萌生,引见以知州用,历任云南寻甸州、直隶普州知州。”[20]其实乌大经可以算是“两朝名将”了,早在乾隆五十七年四月戊辰(17925月),时任甘肃提督的乌大经安例应该进京面圣,乾隆皇帝在奏折上特批:“不必来。汝系深知者,一切勉之。”一句“汝系深知者”,可知乌大经在乾隆心目中确是一员爱将。而在乾隆御旨碑文中,又有“从前山东王伦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法,回民中即有首先奋勇打仗者”,再次把乌大经作为“首先奋勇打仗者”的穆斯林典型,正好印证了前文乾隆对乌大经“汝系深知者”的高度评价。

除了乌大经外,根据笔者查阅到的史志记载和对后人的调查综合分析,西安穆斯林中小皮院乌姓家族,自明朝末年以来,通过科举等方式入仕者代不乏人,简记如下:

乌升  明嘉庆44  三甲第171[21]

乌承绪   寻甸州知州。生于18013

乌大经   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武举(1762年)

         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进士(1763年)

乌承勋   嘉庆壬戊科武进士

     俱雍正乙卯科武进士

乌镇元   乾隆癸卯进士乾隆48年(1783[22]

近代以降,乌氏家族成员仍然积极的参与地方军事、政治活动,虽然在没有出现像乌大经这样地位显赫的高官,但他们对教门、对民族、对国家命运的关注程度似乎从来就没有降低过。笔者对乌姓家族的采访主要是通过原西安莲湖区法院院长、乌氏家族后人乌志德进行的,这为在政法战线上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在退休之后,有感于乌氏家族成员中多数人的宦海生涯,立志编写一部《乌氏族谱》,并向笔者多次津津有味地谈起自己从政的诸多体会,这更坚定了读者的另一个尚未成熟的想法:在文化研究高度发展的今天,地缘文化、业缘文化、教缘文化等等,甚至连那些不是文化的文化,都已经成为高谈阔论的对象,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现象、家族现象能否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读,或者说能否冠之以“家庭文化”、“家族文化”的名目呢?事实上,每个家族广泛流行的“家训”、“族训”不就是代表着整个家族价值观的文化取向吗?毫无疑问,对每个家族成员有着耳濡目染的直接影响,所谓“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等等,也正是这种文化的积淀结果。

我们不妨再看看下面几则对乌姓家族后人及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

00二年元月二日

               在二府园李兢仁家走访

李兢仁(八十岁)谈:

  李志清的老婆叫乌婉兰,乌婉兰的父亲也叫乌仙舟,他的祖父叫乌日章,乌仙舟无儿便收养了两个儿,一个叫乌友生,一个叫鸠子(四川人),鸠子后和姓马的结婚生一女,这女子后嫁给马明一(外号叫外国人)。咱坊上有两个叫乌仙舟的,都是坊上的头面人物,这里讲的是麦苋街的,小皮院的乌仙舟是乌提督门里的。

                00二年二月五日

郭鸿义(七十八岁)谈:

乌炳钧的伯父过去“跑摺子呢”(等于差官),经常向京城跑送“助摺”等文件,一路上换马不换人,每次从京城回来都带些京药,炳钧父亲养的奶牛,在家卖牛奶呢,便把麦苋街的房和马芳魁小皮院家的房换住了。

马寿千《回族名将——马玉贵》

(陕西)起义前夕,青山委托麦苋街回民杨三,组织五百回民,编成一个营,由小皮院回民乌登瀛任营长。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初一),西安的同盟会会员、新军、哥老会联合发动起义。反清革命的第一枪打响后,青山既率领新军和哥老会成员以及所联系的数百名回族武装投入激烈的战斗。特别是第二天(九月初二)进攻满城之役,青山和他率领的新军和回民武装,在西华门经过激烈的战斗,奋勇冲进满城,成为第一个攻开满城部队。他率领的另一支回民军,由他指挥,与另一革命军头目刘世杰部队,协力由大小差市间对面残破城墙攻入满城。

向涛《西安回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入侵东北的消息传到西安,激起了回族人民的无比义愤,以“坊”为单位纷纷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西安回族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先生,当时住在小皮院附近,小皮院这一“坊”,包括小皮院,小昆园、麦衔街、莲花池街等地。他在小皮院清真寺借坊众礼完拜还未散开的机会,向群众讲了日寇入侵东北,国难当头,回民应当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的重要性。接着与回民小学教师乌光焕等组织坊民五百余人,成立了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参加的人中还有一些满、汉小学教师和德涵先生的汉族朋友。救国会成立后,组织回民群众游行示威,张贴抗日标语,抵制日货,声援东北将领马占山抗击日寇的爱国行动。

陕西省社会处:《中国回教协会陕西省分会案卷》

中国回教协会陕西省分会(大学习巷公字一号)呈陕西省政府社会处文件

“中国伊斯兰青年会西京市分会发起人代表简历表”

(姓名)乌光焱,(性别)男,(年龄)二十六岁,(籍贯)长安,(学历)北平西北公学毕业,(现任职务)四维中学训育主任,(通讯处)小皮院十七号。(此表共三人,另两人为长安回族刘希贤,济南籍回族、省税务局一等科员金茂永)

中国回教协会陕西省分会各支区会出席代表大会会员代表权送审定单

(支区会名称)小皮园区会,(户数)二一一,(代表额)二人,(代表姓名)马青山、乌仙舟。。。。

筹备会议原审意见:应派代表二人,为马青山、乌仙舟,审查合格。

改组指导员复核意见:拟请准照原审意见。

 

为呈报登记以便出席改选大会事,兹查回协陕分会现届改选之期在迩,本会已于月之八日召开全体会议,公推马青山、乌仙舟等二人为出席改选会代表,并本会之辖地域为小皮院、小坤园、狮子庙街、麦苋街、八家巷、莲湖街等地户口四百余户,谨呈。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

主任马青山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呈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第二届改选筹备会第三次会议纪录

日期:三十二年四月五日,时间:下午二时

地址:大会会议室

出席人:马平甫、白楚珍、马福泽、马图轩

列席人:丁麟祥、乌呈珏、苏和丞

主席:马平甫

 

中国回教协会陕西省分会改组会员代表大会会场座次图

代表席(不包括主席团成员)共68

第一排:白楚珍、马平甫、马福泽等。

第三排:马青山、乌仙舟等。

第四排:乌?等。

第五排:乌荫远、乌呈珏等。

指导人民团体改组总报告:

团体名称:中国回教协会陕西省分会;

团体所在地:西京市大学习巷清真寺内。

过去负责人姓名及职别:

干事长:马平甫,常务干事:马福泽等。

马靖夷:《西安文史资料》“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成立概述”

一九二八年前后,西北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军阀割据尚未结束,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穆斯林群众生活地下,有识之士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于是成立组织,共同奋斗的活动也随之兴起。一九二八年十月,冯瑞生、孙锦云、苏房山等回族绅商筹备并组成了回教公会,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宗教活动方面,效果显著。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接受南京中华回教公会通知,西安在化觉巷清真寺召开了中华回教公会陕西分会成立大会,由原西安回教公会主持,到会者近千人,、西安当时的官方和名流邵力子、彭镇寰,李芝青、范芝东等都参加了大会,大会总结了六年来公会的工作,对公会做出的成绩,与会者深为赞许。会后选出……乌光照、乌仙舟等人为公会执行委员.

一九三七年冬,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发起于河南郑州,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成立,后迁至重庆。

西安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由马福泽、马平甫、孙连城、白楚珍……等筹建,(筹建费用暂由马福泽借垫)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在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召开大会,由西安各界代表参加,大会由总会代表王月波主持,到会群众一千多人,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会址暂设西安市庙后街中段,一九四三年,改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会址迁至大麦街八十九号。

通过与总会联系,总会曾派王月波为本会联络员,李逸盒为视导员,经其疏通,马福泽、马平甫等人与总会副理事长唐柯三、常务理事孙绳武取得联系,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王月波等人,发起西安回民抗日游行活动,基本上把市内大学习巷清静寺、化觉巷清修寺、小皮院清真寺……等十个清真寺及十三坊的回民组织动员了起来,开展了抗日宣传,支持抗战的活动。

从协会成立到结束,选举过四届理事长,初办时经常务理事研究由马平甫任理事长,第二位是马福泽,第三位是白楚珍,最后一届改选为冯耀轩。

乌纪堂(老四)谈:

    大约在634-5月,陕南紫阳县通过西安市民委要求查问家谱,说是乌大明的后代说:乌大明过去在紫阳县开过学(当阿訇去),他父亲乌阴远说:纪堂写回信,只记得从乌大经到他父亲是第五代。

   又说:他爷爷乌兆翥为二、乌兆霖为长,他家为乌大经长子之后。

   乌振洲与他父亲乌阴远还是同辈,为次子之后,乌仙洲为三子之后。

   解放前有云南姓乌的飞行员认祖来了,他父亲乌阴远因当时家产之故未认,八十年代时台湾有个空军司令叫乌馨(两个名字)是云南人,也是乌家后代。

00二年元月二日

                 在狮子庙街五号走访

乌志明(七十五岁)谈:

    在旧社会乌提督家的后代,乌世祥的老伴(乌呈瑞的母亲)经常把收旧货的人叫到家里卖东西,把玉石当绿石头卖给人家,还有把大花裙子、大花袄都卖了,后来让马平甫知道,不让他们随便卖,说那是玉石。

乌志明又讲:

   一九五二年乌振明阿訇给他讲,有个老干部和你大哥认识,他来过咱家。

                  000年四月二十日在甘肃省

               天水市干休所走访乌正峰谈话纪录

乌正峰(现年78岁)谈:

  他祖父叫乌德润,他的父亲叫乌增荣,弟兄三人,老二叫乌增祥,老三叫乌增寿

  乌正峰也是兄弟三人,老二叫乌晓峰,老三叫乌映峰,他们家住甘肃微县。他本人曾担任过甘肃广河县县委书记,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民委主任等职务。乌晓峰曾担任过微县人民法院院长,乌映峰是军人,赴朝鲜作战时阵亡。

  乌正峰的子女叫乌亚光、乌亚军

  乌正峰又说他小时候听说他家是云南的,听他爷爷说我们是西安小皮院的。

  又说:省碑林馆内西边二院墙根东墙上有姓乌的碑文。

                             000年四月二十日乌志德记

(一)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于同心县韦州镇南门村小学的调查

   据白雨亭(64岁)谈:1930年左右他的祖父白永庆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念经时和乌占林的爷爷建立了关系(供养念经人的关系),嗣后祖父从西安回来时,就把乌占林的爷爷也带来了。他后来就拉骆驼,以后就把我的姑妈许配给乌占林的爷爷,我姑妈和乌占林的爷爷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尕西木,一个叫油不子,就是现在的乌金孝、乌银孝

   1961年我去过西安,也到过小皮院家,你们的院子连着呢,至于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

 

(二)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于宁夏海原县高崖乡红崖村十队乌玉忠家的调查

   据乌纪左(人称拐拐老五)的孙女、乌生宝的大女儿乌秀兰(现年八十一岁)称:我爷爷在吴忠时拉骆驼,还在清真寺当过满拉、寺师傅。我也殁了57年,殁时72岁,我的奶奶是63岁时殁的,我小时候见过爷爷,爷爷给我说我们是西安人。据我爷说,他是在西安家因吵架来吴忠的,现在寺内当满拉,人们就叫他乌满拉

七、陕西歧山马氏家族办学生涯

马氏家族,祖籍陕西岐山蔡家坡,这也是一个穆斯林的聚居村落,传统经济生活方式是农业为主,农闲时兼营小商小贩。咸同之际,从陕西开始,即而波及整个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穆斯林起义,前后十余年,清政府损兵折将,最后任命力主“塞防”的左宗棠率军西征,采用剿抚并重的策略,才将四个穆斯林起义军的中心一一攻破。为了避免西北穆斯林再度起事,左宗棠采取了十分严厉的“善后”措施:把穆斯林从传统居住地迁出到偏远荒遐地区,或汉族人口为主的农村,使其不能互通声气。关于“善后”政策对西北社会的深远影响,笔者在《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一书中已有详细评述,此不赘言。

1,“善后”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迁徙

马氏先祖,即在清政府实施“善后”过程中,由陕西岐山迁往四川成都。因为穆斯林有经营小商小贩的传统,所以不久又在成都西华门街开了一间“吟啸楼”茶馆,数年之后,到马正纲这一代,家境略微宽裕,有感于家族中没有文化人的诸多烦恼,决定供养所有子女读书求学。

马氏家族有姓名可考者始于马正纲,后更名马纶三,字六舟。幼时帮助母亲料理茶馆,读书较晚。甲午战后,朝野维新之声渐起,马正纲参加科举考试,有了贡生的功名。他是赞同维新的人,但他“务实而少词章”,办事认真而勤勉,因而受到程得全的器重,以程的幕僚的身份率全家迁往东北黑龙江,出任依兰知县,是清末民初一个颇有作为的地方官吏。民国时修的《黑龙江新省志》中有传,一个普通知县在这部省志中立传的,在全省范围内除他之外再无别人,以下几则他在任期的事迹,或许可以说明他的过人之处[23]

时值清末,黑龙江土匪遍地,知县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剿除土匪,保境安民。土匪大小股不同,称为“红胡子”,都是有枪有马的大小部队。当时流传于巴彦、木兰一带的著名悍匪孙小五,拥有人枪不少,马正纲胆气过人,只身带领几个随员深入匪穴将孙小五缉拿到案,匪众随之溃散。后来呼兰、木兰、巴彦一带就成了治安较好的地区。马正纲又在这一带鼓励民众安心发展生产,丈量土地,发放荒地,疏通河道,畅通交通,试种南方稻谷、河藕,兴办小规模养鹿场,操练民团,屯垦戍边,地方民风为之大变。

1902年前后,沙俄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以保护中东路为名大举入侵我国东北。黑龙江人民在寿山将军的率领下奋勇抗敌,不断重创俄军,但敌我力量悬殊,齐齐哈尔城危在旦夕。“将军寿山自杀殉国,官吏纷纷逃跑,省府无人主持。程德全根据寿山生前嘱托,协领弹压甚严,幸得稍靖”。当时曾在将军衙门供职的通事姜荣向俄军密告:“程德全在城中埋伏有精兵强将和数十尊大炮,设圈套诱兵入城消灭”。俄兵大怒,把打炮对准了省城齐齐哈尔,扬言要屠城。在这紧急关头,公人推举程德全和马正纲与俄人交涉。二人站在敌人的大炮前,用身体挡住炮口。要求勿屠杀民众,与沙俄军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使省城免遭炮火之灾。连俄军也对德全和马正纲二人的无畏精神表示钦佩,曾赠送一只雕花银鱼小酒盅作纪念。

马正纲刚毅耿直,处事又不失谋略,在收回被沙俄所占的都鲁河和观音山金矿中施展了才干。19024月,根据与沙俄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规定,沙俄分期撤回侵占东三省的军队。但当时沙俄与日本争夺我国东北的矛盾十分尖锐,日俄战争爆发后,沙俄企图维护它在满洲的利益,决定继续占领这个地区,对清朝政府收回矿权的要求不予理睬。1905年,沙俄对日战争惨败,这为清朝政府收回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中断多年的收复金矿交涉又重新开始。1905年秋,马正纲受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之命去收复黑龙江都鲁河金矿。

都鲁河金矿,在沟原县北400公里,南距依兰700余里,属萝北县境,光绪29年(1903)开办。在地理位置上,都鲁河金矿邻近观音山金矿,“都鲁河一日不复,观音山一日难以得手”。都鲁河金矿“聚有金匪百余人私挖,俄人但受税金,出产并不旺盛,与磋商数次,幸得交还”。但又有反复,一是金匪勾结外贼“肆意窜扰”。二是俄人乘马正纲带队外出剿匪之际,复占该矿。并“严控日期,逼令该员(指马正纲)依限出境”。继而又说:“未奉彼国明文,不允开厂”,甚至以兵威相恫吓。马正纲不为所动,据理力争,“使外人折败而退”。

19062月,马正纲又被委派去收回久为俄人占据的观音山金矿。整个漠河金矿所属大小金厂,百分之五十七金沙均采自该矿,俄国人不予归还,先后提出多种无理方案肆意刁难。马正纲在哈尔滨三次约见俄方代表高培里,高避而不见,他遂直赴观音山金矿接受。9月,马正纲带随员到达金矿时,俄国人正在大兴土木,增设房屋,“其欠假不归之野心已可概见”。他派员探询,但俄总管“一味支吾,以推卸为得计”。马正纲因有投鼠忌器之虞,怕采取强硬手段引起两国交涉问题。旋施以瓦解孤立俄人之计,结果华籍工人无不以国事为重纷纷散去,就连俄人左右亲信、通事也都倒戈,“乐为我用,而彼族遂俯首帖耳,甘就我范”,“允将观音山各厂一律交还。”

因为马正纲全家都是穆斯林,对当地回民的事务也十分关心。当时的齐齐哈尔回族只有五百多户,大多是各地起义回民流散此地者的后人。“穷回回,两把刀,一手卖牛羊,一手卖切糕”。展现了当地回族贫穷落后的状况。在回族有识之士和马正纲的倡导下,于190731日,在齐齐哈尔市创立了清真两级小学,这比当时著名回族人士王宽创办的“京师私立清真第一两级小学堂”还要早一年。马正纲出任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社会影响很大,经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光绪皇帝,赐马正纲“急公好义”匾额一方,以示褒扬。

1915年,马正纲因母亲去世以丁忧辞去县长职务,这年冬,因事去哈尔滨,被仇家外号王大板子的恶霸勾结土匪劫往吉林老山头,推下山涧而亡。

马汝邻先生在回忆其父马正纲时说:“父亲性情刚烈正直,对子女要求很严,我们背书写字都要按时完成,而且做功课时,要求坐必端正,执笔不许偏斜。有时,他为试你握笔是否有力,就暗暗到你背后猛抽笔杆,提笔不劳不仅弄一手墨,还要受到斥责。”由于严格的家庭教育,到民国初年,马氏家族逐渐从一个流浪的穆斯林商贩之家,演化为一个书香门第

马正纲共有子女10人,除长女和三子、四子早夭外,其余均长大成人。他们是:马汝来、马汝郁、马汝邴、马汝邵、马如邻、马汝邹、马汝?,他们大多投身于民国以来的新式回民教育事业,在穆斯林民族教育和宗教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尤其以马汝邻在西北的办学事迹最为著名。笔者1987年在兰州参加回族教育讨论会时,有幸拜会了年逾古稀的马汝邻先生,马先生仍以“努力提高穆斯林群体素质”相诫勉,让一颗年轻的学子之心大受震撼。时过数年,传来马先生仙逝消息,痛悼之余,久有整理其执教生涯之意。不料岁月蹉跎,年届不惑方能达成宿愿,也算是对马先生的告慰吧。

2,            马如邻的求学经历

马正纲去世以后,大家庭的经济来源出现了问题:其长子马汝来是黑龙江教育厅的主任科员,他的薪水不足以养活全家;次子马汝郁自日本商科大学毕业就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参加二次倒袁起义失败后,和欧阳予倩、郑正秋等人组织戏班唱文明戏,饰演小生,到处流浪,回齐齐哈尔后,在清真小学当教员,与同校教师唐玉笙结了婚,命运坎坷,无力照顾家庭。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夏,马汝邻小学尚未毕业,为减轻家庭生活的压力,便考入齐齐哈尔的甲种工业学校矿科学习。工校毕业后,没钱考大学,务工二年后,老五马汝?已经从唐山交大毕业,在胶济铁路张店工段服务,从每月几十元钱的微薄薪水中拿出大部分坚持供养弟弟继续读书,马汝邻才有机会考上锦县交通大学,受到锦大国文教师李一真的赏识。李一真是一个十分崇尚宋明唯心主义哲学的人,当锦县交大后台常荫槐被张学良派人刺杀之后,他认为常荫槐一死交大在东北再无发展前途,遂鼓动马汝邻到北京改学哲学。

1929年暑假,马汝邻考入了北平辅仁大学心理系,在辅大一面读书,一面在北平私立成达师范每周教二小时的国文课。因为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是马汝来在京师大学堂的同学,这所学校又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伊斯兰师范学校,校务主任大阿訇马松亭,教务主任刘伯实都在穆斯林中声望卓著,马汝邻在成达师范的教学经历对他以后到西北创办民族教育大有帮助。这所宗教性的学校,课程一半是宗教的。

马汝邻读书期间,还在辅大附中、北平国立蒙藏学校,当过职业指导,教过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但代课时间最长、授课最多的是在私立西北中学。它也是一所回民办的学校,校长孙绳武,字燕翼,解放后去了香港。教导主任杨明德,教员有任一普、陈志澄(程千里)、穆文富、薛文波、王梦扬等人。这时他的堂姐马汝邺和堂姐夫马福祥曾劝他放弃学业,从马福祥的副官做起进入政界,被他婉言谢绝了。

马汝邻考入辅仁大学时,正是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创办的第二年,当时担任校长的是著名学者陈垣先生,但校政大权实际还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因为这是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创办的。北伐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有所减弱,外籍人所办学校迫以应付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把原来的洋人校长换成中国人,也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校务长苏格兰人奥图尔(OtOLO)博士才是辅仁大学实际负责人。文学院长是刘复(半农),除了文学院中国教授较多外,理学院各系大都是美国教授,而且多是神父。心理系主任是美国神父格里高瑞,他当时三十多岁,担任心理系的普通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心理测验、心理实验,以及教育史等许多课程。在讲课时,他并不像有些神父带有宗教偏见。如他对接近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派的行为主义等并不贬低,对中世纪天主教腐化的批评,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潮的积极评价,都给马汝邻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预备铃响了,他已站在教室门口,上课铃一响,立即进入教室,我偶尔迟到,他还徘徊在教室门口等我。下课时,他往往把上课用的参考书,指出页数让我带回宿舍参阅。有时还引我倒他宿舍去参阅更多的资料。每当这时他还像老朋友一样,用滚烫的咖啡,或从美国带来的糖果招待我。后来他渐渐知道我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他虽然惊奇,但没有丝毫的歧视。上三年级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在校务会议上建议保送我留美。这是这所学校非天主教徒的学生很难享受的待遇。”

当时心理学系的学生不多,只有20多个人,是个小班级,大部分课是由外国人上,直接用英语教学,进度极快,一本英文教科书一堂课往往要讲十几页,甚至更多。同学们学习跟不上,就纷纷转系了。到二年级时,全班只剩马汝邻一人了,而且参加政治活动越来越多,当选了辅仁大学抗日会主席,加入了北平反帝大同盟,不久又加入了共青团,这样旷课就多,另一方面政治态度也就逐渐暴露。到1932年学期终了时,马汝邻又卷入了辅大东北学生抗交学费运动之中,辅大的九十多名东北籍学生,多数是殷实人家子弟,因为辅大学费高,除学费外,每选一实验学科,还要交实验费十元。东三省沦陷后,很多同学经费来源断绝,北平各大学东北学生遂发起抗交学费运动,辅大步趋而行。马汝邻和共产党员刘靖(在校时叫刘传尧)是推选出的代表。辅大当局认为他们是私立学校,不交学费就不允许注册。抗缴学费运动失败后,马汝邻在北平失学了。1932年夏,马汝邻考入了进步氛围更浓的北大教育系。

北大是世界著名的大学,民国时期门坎一直极高,但入校后学习生活却较为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教育系除本系课程外,还可以任选理化、文史等系课程,以为将来从教做准备。马汝邻选修了历史、哲学、经济、中文各系的课程,仍与中共党组织单线联系。

1933年春,经中共北京地委对外联络处介绍,马汝邻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tley),由史沫特莱女士介绍给美国记者(Adgar Snow)兼作斯诺的秘书,同年由史沫特莱介绍作上海《大美晚报》驻平特约通讯员,以笔名立欧报导“抗日同盟战况”、“绥远抗日”、“平津冀东汉奸活动”、“一二九运动”,经常在街头上作抗日宣传。1933年,组织调他参加共产党河北省委领导下的工农通讯社工作,只与上级派来的人单线联系,联系人是以《大公报》驻平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吴砚农。

为便于开展工作,马汝邻和爱人刘希真在东高房胡同租了两间房,当作活动“机关”场所。刘希真参加左联的组织活动。李东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领导他们的工作,给他们送交文件的女交通员“小赵”,就是后来李东光的爱人赵兰。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曾被邀到他们的“家”中,和马汝邻、吴砚农商谈共同准备办一个《民间报》,故教授还要求他俩参加他们的一个学术团体“引得社”,因不久组织被敌人破坏而作罢。党组织原准备介绍他去苏联塔斯社协助工作,因他工作离不开,未能成行。

1935年,马汝邻从北大毕业后,与刘希真结了婚。他一边在西北中学任教,一边兼任《大美晚报》通讯员和帮助“合众社”费思和斯诺工作,同时为党组织做工农通讯社的工作,同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汝邻开始参加国内的伊斯兰教宗教组织,接触伊斯兰教界上层人士。比如刘伯实和杨新民(杨德明)等人发起组织的北平各大学伊斯兰学友会,其中有黎光明(四川人,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薛文波、王梦扬、马述尧(朝大学生)、回永和(北大学生)、陈志澄(程千里,北大毕业,西中教员)、东北大学学生金鼎铭等二十余人,学友会宗旨为了“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研究教义….”,而学友会会员张新民等,更和当时纵横西北的嘎司令马仲英有关系,到处宣传马仲英是回族英雄,在河西起事,很需要人才等等,马述尧和薛文波直接到西北投奔了马仲英。1931年,“伊斯兰学友会”改名“中国回族青年会”,出版了《回族青年》刊物,只出过三四期。马汝邻担任回青会的宣传负责人,拟过一个包括有抗日反帝和民族自决等内容的宣传提纲。

 “九一八”事变后,李一真到北平,他介绍马汝邻去积水谭拜会著名学者梁漱溟,以后又介绍他去拜访张君劢。当时张君劢发过大篇文化救国的谬论,他已组织了一个“国社党”,出版《再生》杂志。马汝邻是作为调查了解各派动态而见张君劢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已不可能再从事正常的文化活动,马汝邻决定到平凉伊斯兰师范任教,1939年全家迁到了甘肃,从而开始了他在西北数十年的执教生涯。

3.马汝邻在西北的执教活动

平凉伊斯兰师范的前身是上海伊斯兰师范,这是由著名伊斯兰教长达浦生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办学的宗旨是:“造就熟悉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阿訇及精通宗教教义的教员”,也就是希望把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培养新型的宗教职业者的学校。为避战乱迁到甘肃平凉以后,学生总数不过百人。

马汝邻初到学校,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务主任,在对学校的学生学习和课程设置等状况进行详细了解后,认为学校的办学宗旨本身就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因为现代科学知识和教义的知识覆盖面都十分广阔,对于那些原本受教育基础较差的西北穆斯林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要在短期内掌握绝非易事,要造就二者兼备的阿訇和教师的良好愿望很可能事与愿违。因此马汝邻力排众议,对学校课程设置作了重大改变:一部分学生以培养小学师资为目的,按简师标准开课,每周酌加一、二时的阿文教义课;另一部分学生以培养阿訇为目的,以教授伊斯兰教义为主。除速成班外,都按简师课程编排。

当时西北的教育、包括民族教育是十分落后的,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更是如此。宁夏固原县仅有一名回民高小毕业生,在同心、海原以及甘肃东部的很多地方,,甚至经常出现穆斯林出钱请汉族子弟顶替上学的情况,要推广教育的难度可想而知。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师资问题,达浦生校长接受了马汝邻的建议,把在学校里寄住的客人,包括中共地下党员马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民委主任)等都来上课,并且每人兼任一个班的导师。马寅虽然负责数学课,但他在课堂上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很受学生们欢迎。通过这样一番整治,平凉伊斯兰师范的教学逐步走向规范。

1940年春,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委员杨希珍(即杨静仁,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到平凉为兰州知行中学募捐,住在商会会长吴九如店内,他探望了达浦生和马汝邻,马汝邻和他谈话十分投机。热情约请约他到学校作一次讲演。杨静仁最后在学校给全校师生举办了一场具有抗日救国,民主救国和改善群众生活等内容的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使这所宗教性质的学校开始唤醒了学生的政治热情和爱国热情。

当时的甘肃虽然没有蒙受日本军的蹂躏,但也并非一方净土,诸马军阀集团内部由于利益之争,先后出现了马廷贤攻打陇南和马仲英起兵抗击国民军、以及西北穆斯林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的三次海固暴动,源于清末回汉仇杀的紧张的民族关系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平凉地处陇东,临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治上同样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这一时期虽然虽然有着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气氛,但国共磨擦的阴云已渐渐弥漫,加上诸马军阀与中共军队在西征军问题上结下的宿怨,所以实际上处于很多政治及军事势力角逐的漩涡中。平凉伊斯兰师范就象是风雨中的一叶扁舟,在随波逐流中期待着风平浪静的到来。

马汝邻到平凉伊师后不久,西北地区就爆发了第二次海固事件。学校接到正方当局的命令,要求该校学生去伤兵医院慰问镇压穆斯林起义群众的国民党九十七师受伤的官兵,学生们从感情上很抵触,马汝邻则认为这是对学生加强“落后就要挨打”教育的大好时机,同时又可以应付反动当局,因此亲自带队前往医院。穆斯林学生们见到的伤兵大部分是机枪连的,他们的后脑、后背、后肩被起义的回民群众用小斧头、刀砍的伤口,便可以想见起义的群众一定会有更大的伤亡,对强权与弱势群体的思考很自然的冲破了在学校所接受的宗教教育的藩篱。

1940年夏天,学校暑假期间,地方当局又要伊师配合“国军”的清乡,组织“平凉中等学校暑假宣传队”,到陇东一带进行宣传工作。有了上一次慰问上并作为反面教材的经验,这次马汝邻又担任了总队长,将学生们分设三个分队:第一队由队长马寅(地下党员)带队到海原一带;第二队由队长铁子彦(进步学生)带队到固原、西吉一带;第三队由队长张静修(海里凡)带队到化平、隆德等地。每队有学生10名左右,队员全部由队长挑选。第一分队队员中有沙里士、宝性吾、胡世显等,这些学生思想进步,有些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队队员中“海里发”出身的学生多一些,宗教及上层背景较为浓厚。第二队队员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较多。第一队不辞劳苦,徒步跋涉,深入群众了解事变和当局处理的真相,宣传民族团结、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进步的意义。返校后只有马寅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报告。第三队所到之处拜会官绅,饮食应酬,索夫要驮,然后由县政府或保长集合群众,听他们训话宣讲。每次宣传都是会同驻军、县党部、县政府的官员共同进行,内容则是服从政府领袖,抗战救国,以至兵役、放足、禁烟、求学和伊斯兰教义,内容庞杂。返校时携回了一大堆各地赠送的奖状、锦旗,还交给马汝邻一纸洋洋洒洒的书面报告,以炫耀成绩。但在总结时,马汝邻对一队给与了充分肯定和赞扬,虽然引起了三队队长和部分队员的不满,但对二队的队员却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引导的作用。

由于马寅在学生中发展了王化国(去边区改名沙里士)、胡世显、宝性吾为中共党员,地下党在伊师的活动引起了张静修、马衡甫等顽固学生的注意。这年秋天,国民党正在酝酿在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平凉是陇东的中心,国民党军队对地方控制很严,马寅已经多次被跟踪,被迫转移。校方还要开除王化国、胡世显、宝性吾三名进步学生,马汝邻多次抗争无效,并开始受到校方的怀疑。自从几位学生党员离开伊师后,顽固势力在政府支持下逐渐占了上风,张静修、马衡甫在学校成立了国民党小组,吸收教职员参加。11月,平凉成立了三青团筹备处,各等学校学生一律集体入团。张静修、马衡甫等人大为得势,他们对马汝邻嫉恨已久,多次扬言要清除共党嫌疑,矛头直接指向他,马汝邻只好离开平凉去宁夏暂避风头。

1942年夏天,平凉伊斯兰师范的达浦生校长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不能再正常处理学校事务,于是邀请马汝邻返回学校,接替他担任校长的职务。9月马汝邻继任校长。他继任后,按照自己在这所学校一贯的办学思路,即增招简师一班。当时增招一个班的师范生困难很多,由于他在当地穆斯林中的声望,得到了地方回族各界人士的多方帮助,包括胡宗南手下的师长杨德亮,他是云南穆斯林,西北地方宗教事务胡宗南多委派他参与处理,当他的队伍要换防的时候,便把驻军的地方公产面粉厂让给学校,还把军队举办阿訇讲习班时用过的五十套桌凳无偿赠送给伊师。

考虑到当地穆斯林教育需求的实际,这年10月马汝邻又呈请教育部,要求同意伊师增设附小。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回函批复,同意先设两个班,并拨发校舍修建费一万五千元和1112月经常费各一千元。为了筹办好伊师附小,马汝邻特别邀请毕业于复旦大学、当时在陕西工作的妹妹马汝?、妹夫孙颖慧到平凉。由马汝?担任附小校长,具体负责附小筹备事宜,同时充实师资。

当时在伊师工作的还有孙崇甫(地下党员)、王国靖(地下党员)、郝大荣、马绍武、赵钟熏、侯出栋(北师大毕业),赵德伍(辅大毕业)、夏绍禹、安庆澜(云南大学毕业)、洪云婵、……有不少是直、鲁、豫流亡到西北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附小校长自马汝?以后,也有吴颜声、马毅夫、 安庆澜等,他们都是大专以上学历,还有一些教师是从伊师毕业生中择优而留的。由于伊师在马汝邻担任校长期间非常注意教师队伍建设,重视师资水平提高,很快成为西北名校,不久又改为国立学校,待遇高于其他地方学校,办学条件和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1947年,马汝邻因为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保护进步师生,被当局免去校长职务,遭到迫害而逃避到到兰州,执教于西北中学,并担任西北中学的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倡办民族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马汝邻先后被推选为全国教育工会常务理事、甘肃省教育工会主席、甘肃省民委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他仍然矢志不移地关注并直接从事着西北地区的民族教育。1950年,他在参加全国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应《光明日报》之约撰写了《关于民族教育的一些意见》,在文章中说:“甘肃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六分之一,可是大学生才占大学生总数的三十三分之一,中学生四分之一,小学生十一点五分之一。那就是说把目前的甘肃少数民族小学生增加一倍,中学生增加七倍,大学生增加五倍,在比例上也还是落后于汉族。当然这样不管客观需要的大小而作机械比较是不妥当的,因为即使我们主观要把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到汉族一样的水平,在群众生活没有大的好转,文化教育的要求也达不到那样高,学生来源是会成问题的。”他的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见解,对照今天西北各民族适龄儿童失学的现状,仍然是那样深刻。1953年冬,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局要他主持考察甘陕四所中学,考察结果于1954416日由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报导,题目是《把中学教育工作提高一步》,为改变西北教育落后局面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马汝邻还把这次调查的结果融进西北中学的办学思路,使得这所在40年代后期一度面临解体的学校后来一跃成为省、市重点民族中学,并以较高的教学质量和办学特色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认可。

1981年隆冬,筹建甘肃省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工作紧张展开。组织上希望马汝邻能出面到北京申请建院的经费。他抱病在身,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以公事为重,毅然成行,终于落实了建院款项。他对家人说:应该把经学院的工作看作是培养新一代走社会主义道路宗教职业者的大事,因为将来通过他们传教,必然会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和意识,这是维系着国家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措施。所以他无论走到哪,对哪个门宦或教派,不管是年长的阿訇,还是年轻的“海里发”,都是以交友的方式来开展工作,所以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都乐于和他交心攀谈。他还以《古兰经》教义和许多穆斯林学者为例,启发许多信教群众自觉纠正学了文化便会放弃宗教信仰的错误认识,使许多阿訇都成了助学、办学的积极分子。

1982年起,马汝邻由于工作的关系和别人对他长期从事西北民族教育的无私奉献的敬重,经常接待向他请教的人,其中有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博士、拉德基博士和朱磊博士等,还有加拿大、巴基斯坦等国驻华官员,以及来自埃及、巴基斯坦、苏丹、沙特等国的高级官员及宗教界人士,就他们关心的种种问题作了较为满意的答复,并向外国友人介绍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国家和宪法的保护的基本情况。19857月,他还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十九次世界伊斯兰思想研讨会,与外国学者就伊斯兰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研讨和切磋。

1980年到1988年,马汝邻以年届八旬的高龄,每年都以省政协常委的身份下乡检查工作,都要去所在地的民族学校调查研究。临夏、张家川、平凉、定西等地的回民聚居区和散杂居区的民族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撰写的《回族教育历史的回顾与前瞻》[24]。在这篇文章中,他以亲身经历,回顾了历史上回民的两种教育制度后,主要就“回民所面临的新问题”提出解决的具体意见,被很多高校教育和民族教育专业指定研究生的必读文章。

马汝邻对兰州怀有深厚的感情。范长江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时,拟调他去新华社工作,他没有离开兰州,李东光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时,曾请他回北大任教,他还是没有离开兰州。他还开导子女留在兰州工作。说:“西北的建设更缺乏专业人才”。在他的感召下,马氏家族除了他的妹妹马汝?为了筹办穆斯林学校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外,还有多人至今仍然在西北各级各类学校任教,为推进西北穆斯林地区教育的发展和穆斯林族群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长期和不懈的努力。

七、穆斯林家族问题的综合研究

以上我们记录了晚清以来西北几个穆斯林家族的演变情况。在走访这些家族或查阅他们的家谱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家、国一体”和“家、族一体”的观念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不同时代、不同家族的所有人,家族历史的演进既是对时代前进的积极回应,又是新的社会变迁的动力源。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的家族中的三代人,与清政府、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之间,通过社会政治与群体行为的方式不断地进行对话,从而演绎出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画卷。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述国家与族群“语义场”的充分体现。

1,家国同构促成穆斯林家族与国家命运的一体化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家国同构的国家,长期以来就有着家国一体的传统。这个传统强调家与国的利益根本一致,不可分割。“国家”的概念在春秋战国之际形成。先秦典籍中“家”的观念的变迁,反映了家国一体的演化过程。在封建制度完善之时,家与国完全一致,天子、诸侯之国便是他们的家,家以外无须另称国家。春秋之后,天子式微,其宗主权力已成虚位,不仅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且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大夫分公室,陪臣执国命,庶民亦称“家”。家的观念经历了由王家而邦家、而大夫之家、而庶民之家的演化,不再与国完全一致,于是才出现了“国家概念”。国家概念的出现,既表示中国社会国与家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又反映了二者的血肉联系。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下半叶,是中国社会经历空前阵痛的巨变时期,“国”和“家”的命运凸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从三次具有实质性的政权更迭层面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盛极而衰,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社会上弥漫着专制制度令人窒息的郁闷和下层社会看不到希望的抗争,以“师夷长技”学说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思想,打着“洋务新政”的旗号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中体西用”的歧途,百日维新的血腥预示着腐而未朽的末世疯狂,而太平天国天京的陷落和义和团“扶清灭洋”愚昧梦幻的破灭,则呼唤着更加觉醒的“山中之民”;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而在于它在名义上终结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时代,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北洋军阀政府所代表的封建残余制度的社会基础,真正具有“再造共和”之功,具体体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执政22年间日益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与传播西方近代文化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最具深远意义的是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个政党在最广泛意义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前进方向,所以在经历了与新旧军阀、日本侵略、蒋介石政权数度艰苦的斗争后,终于以少胜多,从弱到强,在1949年建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此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从本课题涉及的几个穆斯林家族的情况来看,乌氏家族先辈在乾隆时代由科举而入仕,官至甘肃提督,还是地位显赫的官宦之家,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封建盛世的缩影;马氏家族先辈流落四川,凭借一间茶楼供养子女读书,在晚清时代或入翰林,或充任地方县官,从而完成了封建体制下自乡村农民向统治阶级的社会科层转化,说明旧的社会机制虽然受到冲击但依然是运作的主体;吴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先辈都秉承着穆斯林的商业和工艺传统,在自己所属的行业领域付出着生存必需的最大努力和智慧,昭示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巨大惯性不容忽视。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国家兴旺和民族生存的压力同样窒息着每一个家族,所以王举才会带着八个儿子,以入股的形式联合周围的回汉群众开发磁窑堡煤矿;所以吴氏家族成员才会不遗余力地到上海和天津等地,为西北穆斯林的皮毛制品开拓东部和外销的新市场,辛苦地进行着资本的原始积累;所以乌氏家族以行伍起家,虽然亲身感受着“盛世不再”,多数成员却还在清朝的军队中体验着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与火器时代的到来,直到旧号服换上了新戎装,参与推翻旧政权的光复运动;所以马氏家族多数成员告别私塾,到不同层次的新式学校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通过几十年致力于新学事业,身体力行着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望。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分野在西北穆斯林家族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折射。笔者在近著《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已表露出这一观点:西北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分化是明显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上层人物政治上都倾向于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像诸马军阀这些显赫的穆斯林家族,本身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地方军政要员;中下层穆斯林多数处于政治迷茫时期,一方面他们痛恨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另一方面又从地方军阀的穆斯林出身中,感受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教门优越感,偏向于追随诸马军阀。除非有特殊的机缘,一般也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跟随共产党闹革命,20世纪40年代三次海固暴动,都是穆斯林自发的对当局的反抗行为,与近在咫尺、拥有共同对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没有任何联络,这一事实已很能说明问题了。由于我们选取的穆斯林家族个案均属社会中下层,所以除了吴鸿宾、吴鸿业、马汝邻等少数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阵营、并协助党组织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外,其他人很难断定他们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属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西北的穆斯林家族从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也无论他们处于西北社会的上层、中层或者最下层,他们对待国家(或者用“祖国”更准确些)的态度却是高度一致的,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家族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西北穆斯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包括直接出兵、捐款捐物、演说演出、游行请愿、抗日外交,甚至每周五“主麻”祈祷等,参与和声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本文列举的四个家族中,有很多是同盟会、革命党、新军军官、反帝大同盟、回教救国协会、民盟、民主建国会等爱国统一战线的地方领导者或成员,一些人牺牲在反清和抗日的战场上,爱国的境界明显地高于爱教、爱家。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无一例外地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的各项事业。家国同构的传统所铸造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在穆斯林家族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2穆斯林家族与西北社会的互动与共振

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重矛盾交织的社会危机层面:首先,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鸦片战争揭开了西方列强向中国发动殖民侵略的序幕,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日本侵华是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事,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严峻的课题摆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其次,而中国社会一直延续的封建主义和劳苦大众的矛盾,也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西南杜文秀起义、西北回民大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范围波及中国版图内甚至是被遗忘的角落,反封建、争解放、求进步汇聚成另一个时代的强音,刀光剑影的残酷中孕育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新社会;最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以后也逐渐凸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同时催生了中国的无产者群体,工潮、工运从此汇入了中下层社会改造运动的潮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较量,最后才在政权更迭的炮声中徐徐落下帷幕,而这个过程同样强烈地荡击着中国社会的家族势力。

这三重社会危机层面,对于地处内陆的西北地区各民族社会、特别是穆斯林族群的社会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清代同光年间席卷西北各省区、历时十余年的穆斯林大起义,就是清政府实施高压民族政策、转嫁对外战争负担、西北社会内部教派与门宦斗争等多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在这场反清运动中,西北穆斯林社会中无论上层宗教领袖,还是社会下层的普通教众,无论是家产万贯的门宦地主,还是不名一文的贫农雇农,大都揭竿而起,站到了反对清政府的同一阵营,直到左宗棠西征、马占鳌降清以后。王氏家族属于宁夏的哲赫忍耶教派,这是当年反清最早、最坚决,也是被“善后”最残酷的一部分穆斯林,王举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那个前清时代就已经繁盛的王家早已在战火中销声匿迹,时过百余年,王家的后人讲到这段历史时向笔者描述:“现在回民听到左宗棠及后裔,心里就象火车相撞一样重。”马氏家族先祖因为参加回民起义,“善后”时被迫从陕西迁往成都,不得不在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白手起家。吴氏家族和乌氏家族虽然没有确切地参加起义者的姓名,但仍可以从家族发展的历程中看到乱世的伤痕:西安是战乱的重灾区,乌氏家族本来在西安小皮院有一座气势恢宏的“乌府”,占地范围甚或超过今天的小皮院,但笔者实地采访中了解到,“乌府”的衰败,正是源于左宗棠西征之时;天水吴氏家族的情况与西安乌氏家族大致相仿,也经历了一个“家到中衰”的再奋斗过程。伴随着西北社会的这场战乱,西北穆斯林社会也进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拉开了与内地的距离,沦为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晚清时期和民国初年的民主主义者, 都曾深刻地揭露和批判长久以来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观念”,认为它成了当时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障碍。五四运动中对家族制度和组织的否定,则始于在传统上最受歧视的妇女和青年的双重反抗。妇女阶层总体上看,从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直是真正的被社会抛弃在一边的牺牲品,因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不能拥有土地,她们被排斥在大多数经济活动之外,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所有这一切再加上缠足引起的身体后果,严重地限制了他们的行为自由,最后把她们禁闭在家务和生儿育女之中。”(家庭史309页)随着近代以来的门户开放,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自由平等的观念得到广泛传播,人们对个人(包括女性)的价值、人格和权利重新有了思考和认识,家族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革。辛亥革命中的“家庭革命”,内容主要是改革家族内部人际关系,并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反对家长制,倡导家族所有成员的自由意志、决定家族事务的参与权和个人婚姻、职业的自主权。其次,反对男尊女卑,改变女子历来依赖于男子的传统,培养女子在家庭及社会中的独立精神。另外,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移风易俗、改良家庭生活,也是家庭革命的一个内容。

辛亥革命时期的家庭理论和主张对当时社会确有很大的震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旧的家族伦理观念和父权制大家庭产生了冲击,平等、独立的意识在传统的家族中逐渐成为主导,新型的婚姻关系也开始出现,这对西北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我们列举的几个穆斯林家族中,就家谱的编写和家史的撰写而言,编写工作本身就是人们家族观念开始淡薄、大家族面临危机走向解体的产物;编写的内容也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譬如家法、家规内容的缩减,对女性成员外嫁及夫家情况的增补等等。同时几个家族中几乎都不乏离异和再婚的记录,离异的对象多半是包办婚姻的配偶,而再婚的伴侣则多是同学、同事、同志或经商务工中结识的外乡、外族人,这说明家族权威在降低,自主婚姻成为时代的潮流,而这种现象在西北传统的穆斯林家族中,晚清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种种迹象表明,经过近现代反封建斗争的观念变迁,西北穆斯林社会中,先赋性的家族地位、出身门第等条件不再成为唯一决定社会分层的因素,而通过个人努力的自致性资源在社会的垂直流动中越来越被重视,这几个家族中一些成员从社会底层通过自身的努力,借助新学普及而获得政治或经济等方面的成功,进而提升自己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即为明证。同时,纳妾之风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陋习,在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也有宗教的依据,随着近代文化在西北社会的传播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渗透,为婚姻关系摆脱等级制度而向自由婚制转化提供了可能。在笔者选取的几个家族案例中,除了祖辈有极个别成员保留有纳妾的痕迹之外,一夫一妻制度成为绝对的婚姻主流,而且先离异后再婚、先丧偶后续弦已经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自由婚制的执行、家长制的瓦解等方面的变化,彰显着西北多民族社会和穆斯林家族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为这种“体现民主、平等关系的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实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25]

3,穆斯林家族:文化冲突中的传统与现代

近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社会转型。两次社会转型涉及到三种社会形态层面:第一次社会转型涉及到传统封建农业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通常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晚发外生型”,即在国外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刺激下开始了自然经济痛苦的解体过程的,社会解体聚积的社会变力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轫,现代化的发展才有了体制上的保证,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的缺陷,所以在民国时期走上了兼具殖民地性、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的多元社会;第二次社会转型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的动力群体,彻底摈弃了已被证实“此路不通”的民国时代的现代化方式,始终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家族、宗教等传统问题的改造,从50年代后期的“批判”到80年代以来的“落实”的过程,在社会意义上意味着对某些传统的观念“回归”。

家族组织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组织,是与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相适应的。因此,家族组织的发展和演变,必然伴随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无论如何,这两次社会转型对于家族制度和家族组织,都产生了一轮更胜一轮的强有力的冲击。笔者在西北地区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穆斯林家族家谱的编撰和修订,普遍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段,前者可以看作是家族传统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之后,在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局势下,一种历史“记忆”和“惯性”的再现;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修谱高峰,则是在几十年政府政策的压力下,家族意识和观念已经被挤压到内心的“绝地”,在政策相对走向宽松的时候一次力度十分有限的“反弹”,它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造成家族组织和家族观念的复苏,至多只是这些家族中健在的老人晚年生活的一种“调味品”罢了,年轻一代的穆斯林对编修家谱漫不经心或者漠不关心的态度,无可辩驳地说明家族制度和家族组织正在踏上末日之旅,尽管在现实生活的一定时空中家族仍然在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甚至还是比较重要的角色。

20世纪,中国思想界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先后占据主导地位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诸多社会思潮。尽管这些新思潮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对立,但它们也有反封建、强调个人自由的共同点,在家族问题上一致主张废除旧的家族制度、家族组织和家法族规。即使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天义报》、《新世纪》等,也相继发表了《毁家论》(1907)、《毁家谭》(1908)、《三纲革命》(1907)、《女子解放问题》(1907)等诸多文章,宣传“家庭是万恶之首”,家族束缚人的自由,造成人与人的不平等,妨碍人道进化。只有废除家族和家庭,才能实现人类的三大权力—平等权、独立权、自由权,是完全的“家庭淘汰论”,多数学说则主张从大家族走向小家庭。1944年出版的高联观的《家族社会演变》较有代表性,该书总结了中国家族社会的特性:孝、悌、贞、顺、同居共财、尊嫡立嗣、男尊女卑,对古代与当今家族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明确指出了抗战以后中国家族社会崩溃的趋势。

家族制度“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表现背后,隐含着近代以来经济生活方式变迁的深层因素。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农村经济凋敝,穆斯林家庭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转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一家为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生产和经营,产品在满足家庭消费后用于扩大再生产,家族组织有着现实的需要。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下,大规模的资本经营和生产活动不是一个家庭、家族所能承担的,生产的产品也不是用于自家消费。因此,家庭的生产职能弱化,大家庭组织分崩离析。与此同时,农村中许多人离开乡土去工厂做工,不再依赖原有的家族,通过经商、做工等途径获得的收入,不再愿意交给家长,而是用来置办自己小家庭的家业,或者用于经营、生产等活动,家族组织逐渐涣散,分裂为几个小家庭。20年代和80年代西北乡村穆斯林人口的离村率很高。总体说来,离村男性多于女性,2029岁年龄组离村人口最多。农民弃农而工,大量人口由农村迁入城市,逐渐与原有家族在经济、生活上分离,成为新兴的城市小家庭族。

4,家族政治对西北社会转型的综合评估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教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nation)。”[26]他还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西北穆斯林社会的演变离不开中国社会转型的多重历史背景,穆斯林家族的生存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具有自身的时代特色,至少有两点不容忽视:

第一,家族组织和制度,在西北穆斯林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一定历史时期内仍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任何时代都存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而自从有了家庭、家族之后,它的独特利益的出现,使得上述矛盾更加复杂化。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特征,但在具体处理社会、家庭、个人利益之间的原则却是家庭至上,人们以家庭利益为最高利益。也就是“家庭本位”,这就为家族主义的现实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王氏家族的成员至今念念不忘磁窑堡煤矿是自己的“家族煤矿”,从80年代以来就试图从法律的角度证明本家族拥有该煤矿的“开矿权”,吴氏家族和乌氏家族在90年代动员本家族各支系人员参与编修家谱,都是家族观念不会轻易变成历史陈迹的表现。陕甘宁所在的西北地区,历来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盘根错节的地方,大多数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都是从家庭冲突、家族冲突开始的,不惟族际、教际关系如此,族内关系、教内关系也是一样。19世纪70年代的西北穆斯林大起义,基本上就是以家族为单位形成斗争中心和军事编制的,这种处理纠纷的习惯方式,也在现实中发挥着维系家族组织的作用,在乡村社会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家族再度成为村治的重要角色。

第二,家庭、家族是西北穆斯林民族感情和宗教精神的源泉,同时也是特殊的民族和宗教团队组织、利益群体,民族和宗教的长期存在为家族组织的延续提供了必要的温床。

伊斯兰教在中国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是穆斯林家庭代代相传、耳濡目染。在西北的穆斯林族群中,民族和宗教的概念和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对于下一代来说,祖辈和父辈就是民族感情、宗教知识的灌输者和启蒙者,家庭或家族在共同的宗教生活中早就自发形成了感情最接近、倾向最一致的民族和宗教团队。西北地区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把广大穆斯林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局限在狭小的民族、宗教范围内,父子兄弟以及姻戚等倾述关系为人们提供了情感和精神的依托。错综复杂的亲属网络给人们以强大的家族力量的感觉。血浓于水,亲缘关系高于一切其他关系。乡村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又在时时提醒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人注意到这些家族的存在。宁夏灵武梧桐乡北滩村,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都是王氏家族的后人,全村家家都是亲戚;西安小皮院乌姓家族每一个后人,都可以领着笔者参观这里的每一座建筑,如数家珍地描述着本家族昔日的辉煌;天水吴氏家族虽然多数成员脱离了乡村的环境,分布在省城兰州及其附近的县市,但一部《天水吴氏家族简史》不经意中却变成了最实用的家族成员“通讯录”,使得家族亲属网“疏而不漏”,而在以伊斯兰教派为划分单位的穆斯林教坊内,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该家族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换句话说,在宗法观念、血统观念、宗教观念和族群观念多重因素的制约下,评判个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还是依据其家庭出身和家族实力,而家庭、家族利益很多时候还是家族成员的奋斗目标和评判事物的标准。

过分地强调家庭至上或者家族至上,直接导致地区社会发展的一大局限——即狭隘性,习惯上会以家族利益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和他人的利益。这种狭隘性必然导致社会的保守性:人们满足于家庭、家族的既得利益和既成事实,缺乏昂扬的激进精神,除非是最起码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大部分老百姓都安于现状。因而他们对包括西部大开发等一切变革现实的行为和趋势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笔者在几次深入西北调查期间,在从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到一般社会青年、从清真寺教长到拉面馆的老板不同层次的穆斯林中,多次被问到一个相同的问题: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会不会导致伊斯兰文化的衰落和穆斯林民族的消失?联想到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走过的曲折,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家族把自身设计成一个独立的、无视政治界限和信仰划分的稳定性组织,这就注定了西部现代化进程绝非坦途,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不是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应该是一个观念转变的艰难工程。

在西北更广大的乡村,家族因素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从总的趋势来看,家族制度和家族组织毕竟是传统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家族的作用和对村治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弱。年轻一代的穆斯林中,家族意识比老年一代明显淡薄,这是最好的证明。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家族只是一种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权力,其作用大小取决于国家正式权力的容许和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程度。虽然目前政府对乡村政策本身的模糊性为乡村家族势力的扩张起了一定的动力作用,但是一旦家族权力与国家政治组织发生矛盾时,国家力量必然也应该介入和干预。所以,在当前家族在西北穆斯林城乡社会还很难构成完整的、严密的组织性力量,一般都是巧立名目,如以娱乐为名的临时性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势力对村治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不能忽视,因为它有可能会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力量。特别是家族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人文基础,根植于人民的心理深层结构中,并会支配人们的政治社会行为。这种情况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慕寿祺《甘宁青史略》                            

2. (万历)《河州志》

3.《循化志》                                       

4.《甘肃通志》

5.《固原州志》                                     

6.《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

7.《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                         

8. 王永亮《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

9.张思温《积石录》                                

10.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

11.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                       

12.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13.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                     

14.丁明俊《马福祥传》

15.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                 

16.白寿彝《回族人物志》(近代)

17.贾瑞梅《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汇编》           

18.兰州大学《西北史研究》

19.伊斯莱利《中国穆斯林:文化冲突研究》           

20.斯文海淀《大马逃亡记》

21.布洛姆霍尔《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22.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3.王永亮《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4.(美)顾素尔(Willystine Goodsell,ph.dA History of the Family as a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家族制度史》,黄石译,开明书局1931年版。

25.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山西、甘肃、宁夏、青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26.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7.蒙晨编著《中西方家庭比较》,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1年版。

28.(苏)尼.切博克萨罗夫著,赵俊智、金天明译《民族.种族.文化》,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29.张怀承著《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1.邓伟志、徐榕著《家庭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2.那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3.谢维扬著《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4.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5.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袁树仁等译《家庭史:现代化的冲击》,三联书店1998年版。

 



[1]  朱熹《近思录.宗子法》

[2]  2100

[3] 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袁树仁等译《家庭史:现代化的冲击》,三联书店1998年版。

[6]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杨国桢“序”

[7] Kulp,Daniel Harrison: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1925.

[8] Freedman,Maurice:Lineage arganazas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Athlone,1958,etc.

[9] 《甘宁青史略》卷首之二“回教之派别

[10] 《甘宁青史略》卷首之二“种族之搀合”

[11] 余树畴——同治年间参加镇压回民起义,所著《秦陇回务纪略》卷一:“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

[12] 吴鸿宾《营救红西路军二、三事》,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有删节。

[13] 杨静仁《抗战时期的兰州伊斯兰学会与回民教育促进会》(节选)选自《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14] 《明实录》第120

[15] 明《嘉靖宁夏府志》第3卷,“磁窑寨”

[16] 《资治通鉴》二二五卷

[17]  叙利亚大学教授卡米勒尔.雅德《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关系》

[18] 《中国回族姓氏溯源.回族姓氏》第八十页

[19] 参见《莲湖区志》第三篇“回族”-“人物简介”之“乌大经”

[20]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卷140132页,见《满汉大臣列传》卷六八,东方学会刊本

[21] 《明清进士提名碑录》,上海古籍版

[22]  摘自嘉庆二十三年《长安县志》

[23] 马氏家族家世部分参见马汝邻《往事杂忆》和马以志《忆我父亲马如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9

[24] 文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二、三期

[25] 前引书《家庭社会学》第206

[2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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